进入5月，关于汶川10年的报道已经铺天盖地。5月1日，华西都市报刊发了一篇《北川少年的“余震”十年》，朋友圈看过的都表示读得“泪目”，我也流了眼泪。十年时间，当年的少年快而 立，当年的青年已中年。

许多的记忆淡化了。3月底，作为部门里极少数参加过当年报道的老编辑，我曾经梳理过一次当年报道里出现过的新闻人物，不翻旧报纸，真没多少印象了。

但它们没有消失。三年前一次活动，一位同事朗诵了《孩子，快抓紧妈妈的手》——

孩子快抓紧妈妈的手

去天堂的路太黑了

妈妈怕你碰了头

快抓紧妈妈的手

让妈妈陪你走

妈妈怕天堂的路太黑了

我看不见你的手

……

亲历过汶川地震的人无不再次动容。

存放在大脑某个未知深处的记忆，就又鲜活起来。

今年6月，一个小姑娘也10岁了。2008年5月的时候，她的妈妈钟岚和我都在时政部，我本想趁着她产假前休几天年假，12号刚好有一位在彭州有投资的开发商来访，时间约的下午2点半，开发商早到了，我们便聊着天等她。

然后就地震了。这种灾难前，没人掉链子，钟岚顶着大肚子每天早出晚归，做头七祭奠的晚上，有一次强余震，夜班结束已经快5点，有点不敢回家，我和范英便在川大博物馆外面坐了两个小时，天亮回家呆一会，又回到报社。几次我夜班结束后回家，小区外面的路边上，睡满了人，还有守夜的几桌麻将。前几天，我们的记者采访史培军，史培军说，四川灾后重建这么好，是因为四川人天生的乐观精神，像乐山大佛一样。读来莞尔并心情复杂，10年里我们增加了丰富的地理地震及各种滑坡泥石流知识，学会了肉测地震震级，如果准确度不高，那多半是未经历过512的。地震后我一直处于编辑状态，认真地把北川、青川、汶川等所有极重灾区都走遍，已经是2010年灾后重建两年现场会的时候了，也是5月初，茂县牟托羌寨的樱桃红了，青川的农民捧出花生塞给我们，在映秀，时任省委书记刘奇葆一个即兴的讲话，令多少建设者都在努力地抑制自己的眼泪。以后再去重建后的灾区，连说话都会下意识地放低声音。

去年8月九寨沟地震，震级一公布，粱现瑞就在部门的QQ群里说：该出发了。虽然是夜里，地震发生后不到一个小时，我们的记者已经在路上。512以后，作为媒体的应急机制有了很大的进步，更重要的是一批接一批的记者因此成长起来。

而我写这篇文章，是为那些在灾区前线采访的同事同行写的。几年前的天津爆炸事件，有媒体赞扬消防人员是“逆行者”，记者也是。

我的同事何海洋十年来连续跟踪十个地震当天出生的孩子的成长情况，每年512，都忙着跑北川、青川、汶川，记录他们的状况，并自掏腰包请他们吃饭。今年这些叫“震生”的娃娃都10岁了，我看着他们的照片，为何海洋点着赞。

这十年，我从党报到市场类报纸然后又回到党报，亲身经历了媒体巨变带给传统媒体的压力和折磨，我长时间思考新闻到底是什么，新闻传播里什么最重要？这个答案其实很早就有了：最重要的是内容本身，新闻就是历史，对所有从业者来说，我们所处理的每一条新闻，每一个字句，都是对历史的呈堂证供。

写到这里的时候，看了一下微信朋友圈。方小虎贴出当年灾后映秀遭遇特大山洪泥石流时的报道。映秀这个地方，灾后重建的设计方案，背后是安德鲁、贝聿铭、何镜堂、吴良镛这些世界闻名的设计大师，梁现瑞当时的稿件一刊登，就引起了轰动。陈松追踪一顶捐赠的帐篷怎样到达受灾群众手里，是当年的中国新闻三等奖。

那天下午6点的时候，我回家看我女儿，找遍小区没见到人，麻着胆子上了5楼，却见她和奶奶在家。然后我又回了报社，安排记者找军区借帐篷——报社领导有一段时间都在帐篷里办公。晚上10点，刘成安让我和沛公一起写社论，沛公在路上，我就在当时编辑中心的4楼，用沛公的电脑先开了个头。他来以后，坐下来就开始写，中间几次大的余震，其他的同事惊呼后又恢复工作，他却端坐着一动不动。然后告诉我：这几天我正在看唐山大地震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