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建立全面规范透明、标准科学、约束有力的预算制度，全面实施绩效管理。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健全地方税体系。

十九大报告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明确了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目标要求和主要任务，主要内容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建立新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二是建立更完善的预算制，三是深化税收制度改革。这些内容与深化财税改革的总体思路是一致的，就是要进行制度创新和系统性重构，实现财政制度“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适应” 。

财政制度安排体现着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中央与地方等诸多方面的基本关系，深刻影响着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国防等领域，财税体制在国家治理中始终发挥着基础性、制度性、保障性作用。

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需要从哪些方面推进? 5月10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主办的“财政学界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主题研讨会”举行，多位财政学界重量级专家教授齐聚一堂，共同讨论如何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并推动财政学基础理论创新。专家教授的“金点子“挺多的，麻辣财经与您一起分享。

财政学要反映中国特色的财政运行规律，提高战略性、前瞻性和中立性

过去5年，财税领域改革多点突破，不断向纵深推进。现代预算制度主体框架基本确立，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密集推出、落地实施；税收制度改革取得重大进展，营改增全面实施，开征66年的营业税告别历史舞台；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改革启动，重点领域财政权责划分“破冰”。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何德旭研究员认为，未来财经院财政学科的主要任务是立足为党中央科学决策服务，就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重大现实问题提供战略咨询，致力于研究国家改革和发展重要战略性、全局性、综合性和长期性重大问题，提供科学化、及时化、系列化和前瞻化的研究成果。

“财政有财有政，属于政治与经济的结合部。财政学应该研究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下，财政运行的基本规律。”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白景明认为，财政发展运行要真实反映政治经济制度的变化，财政学要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理论，反映中国特色的财政运行规律。

山东大学校长樊丽明教授区分了财政学的三类研究，即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她认为，近年来虽然我国财政学研究发展很快，但在三类研究中，基础研究相关成果很少，应用研究也比较薄弱，我们需要考虑回归，注重研究的贯通性、继承性和本土化，提高研究的战略性、前瞻性和中立性。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财政改革可划分为五个阶段：即统筹财政体制、包干制的财政体制、分税制的财政体制改革、公共财政体系的构建、现代财政制度的建立。” 中央财经大学副校长马海涛认为，通过这个轨迹的梳理总结，可以得出中国财政改革的主要经验，就是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作为指导，与其他领域改革，统筹兼顾，协同推进，坚持试点先行、由粗到细逐步深化逐步推广。同时，还要努力实现集权与分权的均衡，财政改革与市场化改革、法制化建设同步。

“从40年的财税改革这个视角来看，改革的推进得益于实践知识的积累和传播，包括制度知识、财政具体知识的积累。”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杨志勇认为。

建立现代财政制度，要更加注重发展、民生、法制、绩效

“国家治理首先要解决现代财政制度，第二是财政治理框架，第三个是财政政策体系，财政学的研究要理论联系实际最后才能创造出新基础理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郭庆旺表示。

“现代财政制度体系的建立是一个渐进和探索的过程；应从打造发展财政、民生财政、法制财政、绩效财政四方面着力，构建现代财政制度的框架体系。”上海财经大学党委书记丛树海表示，现代财政制度的基本要求，包括财政收支与经济之间产生良性发展，要不断地满足民生福祉、为老百姓办事，而且资金使用要达到应有的效果。

“发展是公共财政的前提和基础，要构筑一个具有可持续增长潜力的财政收入体系，取之有道，取之有度，并且适合经济发展水平。在经济新常态下，如何构筑这样一个财政收入增长的模式，是需要我们深入研究的。” 丛树海认为。

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李万甫认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学术界对深化税制改革的研究，应该定格在新时代，打上新时代的烙印。要集中各方面的财力，加强研讨、交流，最终把财政学、财税学的理论建设推向新的高度，切实用我们的基础理论很好地解释实践的成果，加强应用研究提升对决策的影响力。

“未来税制改革必须与国家现代化体系相匹配，与社会基本矛盾的转换相对接，与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相衔接。同时，税制改革要与构建现代经济体系相契合，与大数据互联网现代信息技术相融合。”李万甫强调。

在明确方向和重点的同时，对于当前深化财税改革需要注意的问题，不少专家学者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现在中国推行房产税的一个难点，在于财政基础理论的研究没有跟上。很多的财税专家在讲房产税的时候，忽略了一个根本问题，就是这个税到底是干什么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李茂生研究员说，从财政学的理论来看，税负是可以转嫁的，能不能够把高房价打压下来，能不能使得买房人得到实惠，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北京大学财政系主任刘怡指出，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特别是商品和劳务当中服务业快速增长，还有电子商务迅速发展，这些发展使得传统收入分享体系面临非常大的挑战。比如，根据现行政策，增值税是以企业注册地来缴纳的，阿里巴巴去年为杭州余杭区上缴的税收是350多亿元。所以，很多地方地方政府都靠大量吸引企业注册，来实现一个地区经济增长。

“如果引入消费的原则进行税收分配，比如把一定比例的增值税收入用消费原则进行分配，与消费发生地相关联，结果可能会极大地改变中国政府经济增长激励机制。” 刘怡认为，这样地方政府会把“争企业”转向以居民生活为主，从而促进中国经济增长新格局的形成。

（人民日报中央厨房·麻辣财经工作室 李丽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