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史学家、中国思想史研究名家、南开大学荣誉教授刘泽华先生，于北京时间2018年5月8日15时28分在美国西雅图病逝，享年83岁。
刘泽华先生长期为人民日报惠赐大作，在人民日报刊发过《讨论刘知几的史学》（1961年5月25日）、《历史研究应关注现实》（1998年6月6日）、《中西古代政治学说之比较》（2015年6月23日）、《史学重在探寻规律探讨命运》（2015年8月27日）、《法家眼中的以人为本》（2016年6月28日）等文。为了纪念刘泽华先生，本期思享者特刊发先生系列文章（包括已经公开发表的和尚未公开发表的），以表达对先生最深切的怀念。
刘泽华
石家庄人，1935年2月生。1958年在南开大学留校任教，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曾任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南开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首届主任，“985工程”三期建设重点项目“中国思想与社会创新基地”主任，兼任国内多所高校的客座教授。几十年来，一直致力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出版有《中国政治思想通史》(九卷本，主编)《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政治思想史集》(三卷本)《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反思》《中国的王权主义》《专制主义与中国社会》(合著)《洗耳斋文稿》《士人与社会》(先秦卷)《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与社会整合》(合著)等学术著作，出版有个人回忆录《八十自述》，在《历史研究》《哲学研究》《政治学研究》《红旗》等刊物上先后发表百余篇高质量论文，产生了重大的学术影响，被誉为中国思想史研究领域的“南开学派”(王权主义学派)的领军人物。
法家眼中的以人为本
刘泽华
以人为本”四个字家喻户晓。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儒家论述这种思想的文章比较多，而法家的相关论述似乎很少。其实，法家思想中也有以人为本的内容。
《管子·霸言》篇曰：“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这表明，“王”“霸”“霸王”等概念，在春秋时期就提出来了。战国时期，“霸王”作为褒义词使用得很普遍。孔、墨对“霸”基本上是肯定的。孔子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在孔子眼里，“王”与“霸”没有明显的对立，但“霸”指诸侯扮演了“王”的角色，比“王”稍逊一等。其后，“王”与“霸”分化为不同的政治路线。商鞅游说秦孝公，就明确分出帝道、王道与霸道，王道行礼，霸道行法。孟子把“王”与“霸”视为对立的政治路线，认为“霸”是对“王”的破坏与否定；“以力假仁者霸”，即行霸道者将讲仁义作为招牌和旗帜，实质上是用武力说话。在董仲舒以后，“王”与“霸”对立成为儒家的主流观念。
法家则在很大程度上认为“王”与“霸”相通，霸王之道的目的是“争人”。《管子·正世》中说：“夫争天下者，必先争人。明大数者得人，审小计者失人。得天下之众者王，得其半者霸。”这里虽区分了“王”与“霸”，但两者不是对立的，而是等次关系。“争人”需要以利为纽带，让百姓获得切实利益；反之，不考虑民利，一味盘剥，只会引起百姓的逆反。说到利，最重要的是赋役问题。法家明确提出“度量”概念，并用“度量”关系去分析和说明政治的治乱。韩非子提出“论其税赋以均贫富”。《正世》篇和韩非子都把“度”“度量”称为“齐”。所谓“齐”，就是既不能“急”，也不能“缓”，要适中。这与孔子所说的“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意思基本相同。
爱民、利民、惠民、富民，这是儒家和法家都认可的主张。法家主张凡事要依法行事、一断于法，把法作为察言、观行、考功、任事的准绳；并从不同方面说明法是固定化的程序，是从个别事物中抽象出来的关于事物的一般、普遍的规定，因此又将法称为事之“常”。同时，法家有很多关于君主高于法的论述。《管子·君臣上》说：“主画之，相守之；相画之，官守之；官画之，民役之。”所以从根本上说，法家所谓法治其实是人治；法家所认定的是等级法，没有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意义。
法家论述以人为本，根本目的是“用民”。《管子·法法》中说：“计上之所以爱民者，为用之爱之也。”《商君书·算地》说得更直白：“夫治国者，能尽地力而致民死者，名与利交至。”也就是说，治国者讲爱民、利民等不过是手段，目的在于用民。法家是“力”的讴歌者，当时是拼“力”的时代。一个国家进不能攻、退不能守，即使有贤明君主，也不能不屈服于强国。力量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藏于民间。君主用赏罚的目的就在于利用民力。其实孔子倡言道德，也是为了使民，正如他所说的：“惠则足以使人。”在使人这点上，儒法有相通之处。我们今天讲以人为本，可以批判吸收法家爱民、利民的思想，但一定要摒弃其中包含的使民、用民的功利思想。
史学重在探寻规律探讨命运
刘泽华
自古以来，我国史学就强调“经世致用”。周初提出“夏鉴”“殷鉴”，其后又有“欲知大道，必先为史”“以古为鉴，可知兴替”“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等。概而言之，就是“以史明道”。道的含义很广，要义有“道理”“道路”“知然否”等。这些精辟之论都隐含着我们所说的规律问题，规律问题也就是命运问题。史学的内容那么多，如何探求命运问题呢？
探讨规律、命运问题，首先要敢于面对历史的真实。历史一去不复返，考古可以显示部分本相，但多数靠历史著作的记述来传递。由于人们立场、观念的差别，历史记述本身就有“真”“虚”“假”的问题，即“直书”“曲笔”“虚言”等差别。后人对历史的认识，同样因立场、观念的差别，又加了一层“真”“虚”“假”。因此，历史研究者的首要之责是求历史之“真”。诚如钱大昕所说：“史非一家之书，实千载之书，祛其疑，乃能坚其信，指其瑕，益以见其美。”求“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仅要有充分的才、学、识、德，还要敢于面对由于利益纠葛而出现的掩饰、扭曲历史之“真”现象，因而还要有“胆”。只有揭示历史之“真”，才有可能求规律、说命运。
弄清历史现象之“真”是探讨规律、命运问题的第一步，进一步则是探求历史内在的本质之真。本质不是罗列材料的直观认识所能达到的，要靠抽象。比如历史上的租佃关系，把现象揭示出来固然要下很大功夫，但其本质是什么？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前，占主导地位的认识是地主对租佃者施“仁义”、养活了租佃者。苏轼说：“民庶之家，置庄田，招佃客，本望租课，非行仁义。”从苏轼的言辞看，当时颇为流行的看法是地主家对佃户行“仁义”，而苏轼的看法具有反潮流性，非常了不起。同时代的李元弼说的就与苏轼相反：“佃户勤强，便足衣食，全藉主家照顾。”吕陶说得更直接：“天下之自耕而食为天子之农者，十无二三；而食于富人而为之农者，盖七八矣。”佃户是“食于富人”的。尽管有思想家对恶劣的地主进行过挞伐，但主、佃是谁养活谁？多数人认为佃户是被地主养活、靠地主而得生的。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认识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认定是地主剥削佃户，而得出这一结论的理论依据是剩余价值学说。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学说把古今剥削规律的谜底基本说透了，这才真正揭示出历史内在的本质之真。
司马迁说的“通古今之变”，就是要探寻规律、探讨命运。本质性连续就是规律，而不论现象有怎样的变化和变形。如何做到“通古今之变”？比如，当前我们常听到关于社会不公的声音。如何认识和对待社会不公问题，需要历史地考察。30多年的改革开放带来了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快速发展不可避免地使许多历史中的问题更加凸显，这些问题也关涉规律和命运。其实，像社会不公这类问题有更深层的历史原因，需要史学参与解析。勇于面对现实的史学应该能够提出可资参考的解决之路，但实际上我们的史学还没有顶上来，功能还亟待全面发挥。
托克维尔说过：“当过去不再照亮未来，人心将在黑暗中徘徊。”当今时代，我们面临很多有关民族和人类命运的问题，史学应该走到前台来。
独尊儒术与内部分化
——派中有派说怪不怪
（此文尚未公开发表）
刘泽华
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过，就实而论，董仲舒的建议实际上无法完全实现，有两个原因：其一，儒家是被尊了，但儒家之外的各种学说依然存在：其二、儒家也没有全纳入“独尊”行列，受尊的是儒家经典《五经》和特定的解释经典的“传”与“说”。
“传”与“说”就有明显的个性和相对独立性。说《春秋》的就有多家，《春秋公羊传》从武帝时便立为官学。《公羊传》立的是“胡母、董氏(仲舒)派”。后来“胡母、董氏派”分出“严(彭祖)氏学”和“颜(乐安)氏学”。严、颜二学在宣帝时均立为博士官学。其后严、颜二学又有分化。如:颜氏之学分化出“冷(丰)之学”、“任〔公)之学”,“筦(络)之学”，“寅(都)之学”等。《尚书》先后立于官学的，有“欧阳氏学”、“大夏侯(胜)学”、“小夏侯(建)学”。在传承上“小夏侯学”又有“郑(宽中)、张(无故)、秦(恭)、假(仓)、李(寻)之学”。祖师之学可能进入官学，徒子徒孙之说多半属于在野之学。
《尚书》先后立于官学的，有“欧阳氏学”、“大夏侯(胜)学”、“小夏侯(建)学”。在传承上“小夏侯学”又有“郑(宽中)、张(无故)、秦(恭)、假(仓)、李(寻)之学”。
儒学分化之状可以概括为:“经”中分派，“派”中分学，“学”中分家。“派”、“学”、“家”常常是混用。被尊为官学的都是由皇帝钦定的，照例说，应该是一成不变的吧。然而官学内部又不断地分化。学术、学问、求个性的本能以及为争名利、抢仕途的竞争，必然会突破固定的教条。哪怕在大框架上无大差别，在框架内也会增加个性色彩，翻出新样。正如徐防所说；“发明章句，始于子夏，其后诸家分析，各有异说。”
在儒学的传授中，章句繁简问题不是个技术问题，也涉及解释的多样性问题。秦近君说《尧典》篇目两字，达十万字，解释“曰若稽古”一句竟至三万言（见《汉书·艺文志》师古注）。秦文早佚，无从分析，但没有旁征博引和驳难新说，如何会有如此多的文字。烦琐，不妨说也是以破成说和破师法为条件的。烦琐，自有烦琐的弊病，像刘歆指出的；“分析文字，烦言碎辞，学者疲老不能究其一艺。”但烦琐本身又何尝不是多样化的一种表现?为了解决烦琐问题，在传授中又出现了删繁就简的趋势。这个问题在昭宣时就已提出，两汉末更加突出。儒者中出现了删繁就简的要求。到东汉，删繁就简已成一家之学。东汉前期大儒恒荣习欧阳《尚书》，初受“朱普学章句四十万言，浮辞繁长，多过其实。及荣入授显宗，减为二十三万言”。桓荣儿子桓郁传家学，后又“删定成十二万言。由是有植君大小太常章句。”《后汉书》中多有删繁就简的记载。由于这些书均亡佚，无法比较，但有一点可推断:繁简的思维方法会有不同程度的差异。
章句之学与“大义”、“大道”、“义理”、“经旨”之间也有复杂的统一、矛盾关系。大、小夏侯之争的中心就是章句与大义能否统兼问题。一批有思想、有独立意识的儒生程度不同地反对拘泥章句。王充“好博览而不守章句”；班固“所学无常师，不为章句，举大义而已”；桓谭“遍习五经，皆训诂大义，不为章句”；章句对思维程式化极为有用，是实现文化专制和禁锢思想的有效手段。正象徐干在《中论》中批评的，章句之徒“无异乎女史诵诗，内竖传与，使学者劳思虑而不知道，费日月而无成功。”有思想的人是不会固守章句之学。从统治者的利益看，仅靠这种庸才也是难成事的。在两汉，章句之学与大义之学形成儒家中两种不同发展方向和两种不同思维方式，两者之间的争论促成了官学乃至整个儒家的多样化与多元化。东汉时期不遵家法章句已相当普遍，东汉时期有几位大儒，几乎都不遵从硬性的章句成说。（人民日报中央厨房·思享者工作室张垚、刘学）
看到有学者在纪念刘泽华先生的文章中引了一段他女儿刘琰的话：“给老头从信箱里发几个字，看邮箱里有没有信是他坐在电脑前的唯一动力，也是他能对自己有信心的唯一鼓励。”5月10日早晨，看到这段文字的我，忽然就难过和悔恨了起来：怎么就没有再和先生多发几封邮件呢？
以编辑身份和刘泽华先生的交往只能归纳为一次在南开他家中的面谈和总计15封的电子邮件，涉及的事件概括起来有三：理论版二条栏目的约稿，新媒体工作室策划儒学研究的讨论，关于登门拜访、样报稿费、身体状况等一些具体性的话题。
上周日开会听一位教授发言，他说，以往的编辑和作者之间通过书信来往，以后能给作者出个书信集，现在的时代，估计只能出个邮件集或者微信集。信息时代，电子文字下面俨然是看不到情绪、摸不到触感、感知不到心境的，这是技术本身就应该被赋予的价值所在。然而，和刘泽华先生的每次邮件交流，都不是这样的。
先生会写：“张尧同志：你是小弟还是小妹？我已八十有过，自我庆幸尚未痴呆。称你为小弟或小妹，当属自然。有时我不爱用同志两字，我们的经历它太政治化。”得知我名字有三个土之后，先生也会在称谓上进行调整，写成了“大地小妹”……让人看了不禁莞尔。而先生自己呢，邮件落款或是“老头”，或是“老刘头”。幽默豁达，亲和平易，和印象里本科时代必背的《中国古政治思想史》封皮上的作者名字好不一样。
先生特别自谦，总爱说自己“老”。要么邮件里写：“我是聋子，又是老朽，不参加他们的会”；要么会告诉我：“耳背的厉害，这是成了封闭人”；还会自己感慨：“老了，老了，又不在故里，还连续有约稿”，在得知我把照片存在云端后，对我说：“老了，想与少年多交流、接触、借点灵气。有人帮助我让我用云盘，我说在地上还站不稳，何敢望云间？”清晰通透，直接随性，和想象中的那个被用名字冠以学派的老先生好不一样。
先生是一位把担当和责任始终抗在肩上的思想者。他会感慨，有些少壮派“信的是后解构主义，连历史有否本体都怀疑，只有文本叙述就是了，压根不相信什么规律、本质等等”。先生还会发出学者的疑问：“现在面临的种种问题，儒学能开出多少药方？”直指关键、点中要害，先生还是那个先生，始终是这个时代的光源。
2015年11月11日，在南开大学家中见到了刘泽华先生，此生唯一的一次见面持续的时间不长，先生谈了和人民日报的渊源。“多年来我反复说命运，25年以前曾写过一篇《历史学要关注民族与人类的命运》刊于《求是》，多年之后李炳清老兄有感于时，没有与我联系，抽取一部分刊于人民日版学术版。因为我们认识，就随便了。”多年后，年轻的编辑约先生写的《史学重要探寻规律探讨命运》一文刊发在了人民日报，同样还是探讨“命运”，既牵连起报纸版面的两代编辑，也传续着先生对这一问题的长久思考。
先生的家很空旷，他说他常“漂泊”，看得出生活简单又秩序。先生的书房不是很大，很多书，铺满了两面的墙，挂在墙上的“洗耳斋”三个字，是心态，我觉得更是一种境界。客厅里面那幅经常被刊发的画像就立在眼前，下面横着一个鹿的雕塑。为了我们的到来，他准备了茶和香蕉。不能免俗的，我们请先生签名赠了书。11月的天津，印象中也是很冷，没有暖气的屋子里面先生穿得很厚，还披了一件土黄色的外套，虽然对话的时候要声音很大，但是他都听得到。
刘泽华先生走了，但是又好似并未离开。他留下的那些厚重的思想和恒久的精神，将永远牵连着我们对先生的怀念。
“只盼新旅程上，他能比我们潇洒自在。”
——张垚写于2018年5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