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0多年前的一处“火痕”，让凌家滩再次“火”出圈：在凌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有一片总面积超3000平方米的红烧土遗迹，这片红烧土，再次将中国考古界的目光聚焦到凌家滩，追逐史前文明之光。5月8日，第二届中国凌家滩文化论坛举行分组讨论，2个组，3个小时，200多名考古界“大咖”畅所欲言，智慧的火花在碰撞，思想的光芒在交汇，大家目标一致：让中华文明之光照得更远！

聚焦红烧土遗迹追逐史前文明“火光”

在凌家滩遗址岗地东南角、内壕中部，是以大面积的红烧土堆积为特点的凌家滩红烧土块遗迹考古发掘地，总体呈长方形分布，总面积3000多平方米，由大小、形状不一的红烧土块加少量黄黏土堆筑而成，厚度在1.5米左右。

寻秘红烧土，考古学家们各抒己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付永旭推测，当时火烧温度应该超过1000℃，从红烧土的烧结面推测其经过多次高温烧，最终沉淀为青灰色。付永旭鼓励研究者解放思想，大胆猜测下，红烧土与烘烤墓地是否存在一定关联。史前人类为何花这么大精力、时间来烧这片红烧土，燃料哪里来？这些问题都为未来的挖掘、研究留下了许多可探寻的空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王良智认为，2019年至今，凌家滩考古发掘取得重大突破，和石钺、玉璜一样，红烧土极大地丰富了凌家滩考古资源，为更多挖掘、研究提供可能，启迪更多人寻秘华夏文明根源。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有着穿越时空的力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研处处长、研究员刘国祥认为，红烧土遗址呈现的墓地、祭祀是一个很规整的体系，仿佛瞬间就把人们拉回了距今约5500年—5350年的凌家滩文化最繁盛的时期。其建筑台基及特殊的构造方式与红山文化有着诸多相似之处，某种程度上展示了南北文化之间的交流、传承和创新，他表示红烧土遗址遗迹的展示上还有完善的空间，建议加大凌家滩文化的传播。

分组讨论时，考古学家推测，这片红烧土堆积区域和红烧土西侧的建筑台基共同组成一处超大型的公共建筑基址，这为深入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和发展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料。

关注出土玉器当好文化传承“火炬手”

1987年以来，历经14次发掘，凌家滩遗址总发掘面积7000余平方米，先后出土精美玉礼器、石器、陶器等珍贵文物3000多件。

“如果把凌家滩文化与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并称‘中国史前三大玉文化’，我觉得委屈凌家滩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朱乃诚说，2012年，参加第一届中国凌家滩文化论坛时他就提出两个观点，一个观点是凌家滩文化是中国玉礼器起源的第一个中心，第二个观点是凌家滩文化是中华文明的先身，但凌家滩出土的齿轮形状玉器，对这两个观点提出挑战。朱乃诚认为，目前发现的所有齿轮状玉器中，凌家滩是最早的，包括红山文化出土的齿轮状玉器也受到了凌家滩文化影响。

1987年5月，凌家滩遗址进行第一次试掘时，就在墓葬M4中发现了玉版和玉龟。玉龟分背甲和腹甲两部分，上面钻有数个左右对应的圆孔。玉版中部琢有小圆圈，并以“→”准确分割为八等份，大圆外又有四个“→”，指向玉版的四角。安徽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爱冰也对凌家滩玉龟、玉版谈了自己的看法。

“这些年上海博物馆对良渚文化、北阴阳营文化、大汶口文化等史前重要玉器文化做过地质考古学研究。其中，以福泉山遗址为例，通过对其出土崧泽—良渚时期玉器的无损测试分析，确证其透闪石玉和蛇纹石玉都是两种地质成因。这意味着它们来自两种矿床，有多个玉料产地来源。”上海博物馆工艺研究部副主任、副研究馆员谷娴子说，虽然凌家滩遗址玉器的玉料来源问题还在探究当中，但史前人们对以玉料为代表的稀缺资源的获取和使用显然“竭尽所能超出所想”。

谷娴子认为，从近几年其他专家、学者的调查研究来看，安徽省内已确定有蛇纹石玉产出。从地质学角度，也有可能有透闪石玉料的产出，“未来，我们要进一步加强地质调查，并且进一步开展多学科交叉研究，走进凌家滩遗址，走近历史真实。”

记者 王永霞 刘小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