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大肚子“指腹为婚”

在上海的时候，他开设的诊所和住家在三楼，一楼是我们地下党作为掩护而开设的古董店，二楼就是中央政治局开会的地方，他经常给中央领导同志看病。调到南方局后，他仍然以开诊所为职业掩护，既给我们看病，又以他的诊所作为我们的地下交通联络站，当然只有很少的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我和贺昌在上海时就请他看过病，已经是熟人了，因此工作联系就更方便了。还有一位有工作联系的是新中国成立后曾经做过对外贸易部部长的李强同志，那时他在南方局负责地下电台的工作。

到香港后，贺昌觉得我坐过牢，又怀着孕，身体很瘦弱，就对我格外体贴照顾，尽量安排我做些比较轻松的工作。1929年11月间，邓小平同志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去广西领导百色、龙州起义，取道香港去南宁时，我们夫妇和聂荣臻夫妇同他有过好几次愉快的会面。

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详细叙述了小平同志一到香港便与南方局书记贺昌、广东省委军委书记聂荣臻取得联系的事。毛毛还提到我和聂荣臻的夫人张瑞华在跑马地寓所烧晚饭给小平同志吃的事。广西开党代表大会时，贺昌是以南方局书记的身份和小平同志一起去参加的。

前几年，中共广西区委派人来访问我的时候，还跟我一起核对了贺昌在广西那次党代表大会上讲话的稿子和使用的化名。后来贺昌又和小平同志在江西中央苏区一起工作过，不过那时我已被留在上海工作，未能跟贺昌在一起工作和生活。

说来也巧，瑞华同志当时也怀了孕，我们两个大肚子还开玩笑地“指腹为婚”，说如果生下来两个都是男的（或女的）那就是兄弟（姐妹），如果是一男一女，那就指腹为婚吧。后来她生了个女儿，我生了个男孩。指腹为婚的话，当然只不过是戏说玩笑而已，因为自从在香港分别后，我们就再没见过面。

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党处于地下状态，活动经费非常困难。当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有上下级的领导关系，因此有时也能得到共产国际的一些经费资助。1929年冬，共产国际正好有一笔经费通过越南支部汇到南方局，要转交给中国支部。

因为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那时还没有建立可以收受外汇的金融机构，所以要由南方局在香港代收后，再派人送到上海去。贺昌就把这个看起来似乎很轻松、实际上却关系重大的任务交给我去完成。

我挺着个大肚子，化装成一个贵妇人，穿了大衣，戴了帽子，带着一个樟木箱，还有一个同志帮我拎箱子，扮作我的佣人，乘上了“法国皇后”号轮船。

黄慕兰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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