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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第一志愿到最大的心愿

历史上有太多“出师未捷身先死”的不幸者，管相桓先生虽未培育出杂交稻，但至少是中国杂交水稻的先行者之一。

对于自己选择学农，袁隆平也曾有过多次反思，他曾坦言：“如果读小学的时候老师带我们去的不是那个园艺场，而是带我们到真正的农村，是这样又苦又脏又累又穷的地方，恐怕我就不会立志学农了。”

这很清楚地交待了他选择学农的初衷，然而，那个资本家的园艺场绝非真正的农村，他第一次深入农村是1952年春天，赴四川大足县参加了三个多月的土改，一方面他感受到了中国农村正在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拥有了土地的农民提高了积极性，一方面，他住进农民家里，和农民裹在一床污黑的破被子里睡觉，在一只土锅里搅饭，同吃同住同劳动，他才知道真正的农村“又苦又脏又累又穷”。

在那里，袁隆平留下了一张站在庄稼地里的照片，他穿着一身青灰色学生服，胸口别着一支钢笔，黑发浓眉，眼神深邃，那神情已不像他女同学印象中“像个大孩子一样”的袁隆平，而是一个充满了凝重忧思的知识分子形象。

许多年后，袁隆平先生回想起这段往事，声音有些低沉地说：“那时候我是有点雄心壮志的，看到农民这么苦，我就暗下决心，立志要改造农村，为农民做点实事。我认为我们学农的就应该有这个义务，发展农业，帮助农民提高产量，改善他们的生活。实际上，看到农村贫穷落后的状态，反而让我找到了学知识的用武之地。再加上小时候亲眼目睹了中国饱受日寇的欺凌，我深深感到中国应该强大起来。特别是新中国诞生后，觉得中国人民真的站起来了，我们也要做一番事业，为中国人争一口气，为自己的国家做贡献，这是最大的心愿。所以，我感到自己肩上应该有担子。”

从第一志愿到最大的心愿，这是袁隆平的人生中的一次嬗变。

如果没有这样的嬗变，后来的一切都无法设想。

1953年7月，袁隆平的四年大学生活即将结束，何去何从，又是他人生的一次抉择。

若按袁隆平的真实意愿，还有他一家人的意愿，自然是希望能留在重庆，这年袁隆平二十四岁，他在重庆已生活了十二年，人生的一半时间都是在这座山城度过的。对于这座山城，袁隆平有一种源于天性的热爱，在他的整个成长期，这座大西南的山城对他形成文化气质有着深远的影响。

这是一座散漫得有些任性的城市，如果你不为吃饱肚子发愁，如果你不担心会有飞机从天上扔炸弹，这里还真是一座适宜人类居住的城市。对于一个在流离转徙中长大的孩子，重庆可以说是他真正意义上的故乡，第一故乡。他的父母亲，他的家，在解放前夕就已迁到了重庆。

陈启文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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