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国兴

一个人的阅读经历并不仅限于读书本身，还涵括了与之相关的一切。

我书架上的书，大都是游访各地书店或旧书摊的结果。每当仰望这个队列，即便不翻阅，胸中是盈盈的欣悦，思绪也随之四散蔓延。书架上分明不再只是书的陈列，也有着过往岁月的铺排，让人感叹。

比如《古小说论概观》（“文艺知识丛书”第二辑第二种，黄霖著，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6月1版1印，定价1.05元）。2001年6月1日上午，赴沪出差之余，我转到学林出版社读者服务部，撞见了这本书。抽出翻阅，发现其中夹有责任编辑郝铭鉴先生毛笔书写的手札一通，遂以六角钱购得。

“雷公：送上黄霖的大著。武汉杨人猛的来稿，我意稍作删削后可用，你可有意见？请即示知。敬礼。郝铭鉴。六月卅日。”

此函没有注明年份，不过由写信时间与黄著出版时间推断，当为1986年或稍后某一年，不知为何流落至此，不知耽误事儿没？郝铭鉴先生我是知道的，他主编的《咬文嚼字》我每期必读，可“雷公”“杨人猛”的情况，当时一无所知。

那时，我已经离开工作多年的郑州三联书店，到百花园杂志社供职。几年后，我着手整理自己的书店生活，写作长篇随笔《我曾经侍弄过一家书店》，先在张立宪先生主编的《读库》上刊发，后又增补内容，出版单行本。此书出版后，一些媒体刊发了书讯、书摘、访谈、书评。

2012年国庆长假后，我收到一件包裹。打开来看，有题签本《任蒙散文选》《任蒙散文研究》，以及任蒙先生写于2012年9月10日的信函，内容如下：

“马国兴先生：您好！请恕冒昧打扰。我是武汉一个业余作者，看到北京一家报纸刊发您的大幅文章和图片，甚为高兴。因为几年前我曾在网上读到一篇博客短文，是您记述自己在上海学林出版社读者服务部买了一本旧书，书中夹有郝铭鉴先生书写的一纸便条的旧事。郝先生在便笺中为编发杨人猛的稿子与“雷公”相商，这个杨人猛就是我。所以，我记住了您的大名，并获知您在百花园杂志社任职。

郝当时是上海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雷公”是学林出版社社长雷群明先生。他们当时由几家出版社联合办了一份面向编辑工作的刊物，叫《杂家》。我那时在《长江开发报》（武汉）任副总编辑，意外发现上海办了这份刊物，就给他们投稿，于是有了书信往来。后来我去上海，他们两位还接待过我。我们在上海相见时，是1991年。

那时，我启用笔名已有几年，但他们习惯称我的本名。记得我给他们的几篇稿子全都发出来了，他们的编辑作风非常严谨，工作很细致。因此，您担心因这张便函误稿的事，是不存在的。……

以此致谢，我们以后多联系。”

阅毕任蒙先生的来信，解疑释惑之余，不由得感叹网络时代的神奇。

《杂家》为综合性双月刊，于1986年1月创刊，由上海市编辑学会主办，学林出版社出版。《杂家》编辑部当年没有一个专职脱产人员，编辑工作全部是业余时间进行，他们决心学习邹韬奋等老一辈出版家，摸索出一套办刊新经验来。志同道合使得雷群明先生、郝铭鉴先生等人克服种种困难，竭尽全力地为各位身为书报刊编辑的读者与作者服务。由《古小说论概观》里所夹郝铭鉴先生手札，可见一斑。

不禁羡慕任蒙先生，曾经赶上那么一个时代，遇到那些严谨而又热心的人物。任蒙先生原名杨人猛，早年写诗，后以文艺理论和随笔、杂文创作为主，1990年代以后主要致力于散文写作，先后荣获首届全国孙犁散文奖唯一大奖、冰心散文奖等。

合上书，回想上述的经历，感慨不已。我复印了郝铭鉴先生的手札，连同《我曾经侍弄过一家书店》，寄给了任蒙先生。在自己的小书扉页，我题写了一句话：“书来到你的手上，就好像我去了远方。”

(武汉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