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历史大国。历史对于我们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常说“以史为鉴”，“让历史告诉未来”。我们活在历史之中，历史也活在我们身上。梁漱溟说：“人不就是这一生，人是从很远的过去流传下来的，他的过去很长、很远。所谓定力，不是别的，就是他的过去，他的背景，他总是要受过去的背景的决定。”只有具有深厚的历史基础的文明大国才能产生这种深远的背景意识。毛主席说，我们要创造历史。然而，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我们只能在历史所规定的条件之下创造历史，过去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的现在和未来。
每一个人、每一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历史记忆和历史观。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也体现了一种历史观。奥运会开幕式呈示了古代和未来两个时空；但是，却省略了现代，略去了与我们当前生活密切相关、血肉相连的20世纪。海外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学者李欧梵批评奥运会开幕式规避20世纪。回避现代史，是为了回避革命这一难题。中国现代史是一部革命史；然而，有人宣言告别革命，更有人诅咒革命。因此，目前，革命成为了一种必须回避的历史负担。但是，这种倾向却割断了历史。毛主席说，不要割断历史。割断了历史，我们就既不可能理解现在，同时也不可能把握未来。1954年，毛主席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中就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视为现代历史经验的一种积累和总结：“这个宪法草案也总结了从清朝末年以来关于宪法问题的经验，从清末的‘十九信条’起，到民国元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到北洋军阀政府的几个宪法和宪法草案，到蒋介石反动政府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一直到蒋介石的伪宪法。”没有现代史，没有20世纪，怎么有今天的中国？古代中国又是怎样变成现代中国的？奥运会开幕式说明了今天中国意识形态的困境：没有找到一种把现在与过去、未来疏通和连结起来的方式。
一、从“天下”到“世界”
今天，世界史被讲成了一个“现代化”的故事。在现代世界史的叙述里，个人“解放”和国家“现代化”被视为一个重要的主题和根本的目的。然而，在中国，以及整个亚洲，现代化一开始并不是“目的”，而是作为“救亡”的手段出现的，在当时叫做“洋务运动”（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非以夷变夏）。东亚现代的历史实际上是一部民族危机的历史。在东亚现代化的过程中，传统秩序和文明在西方入侵下强行解体。传统的脱序和现代尖锐的矛盾冲突使东亚长期处于危机的状态，成为一种极不稳定的力学结构。东亚成为20世纪世界危机的一个中心，也是现代世界最痛苦的地区之一。在某种意义上，今天南北朝鲜仍然处于战争状态，而台湾海峡两岸中国大陆和台湾也同样延续着内战的历史。今天世界上所谓的“热点”地区，从中东战乱到印巴冲突，再到朝鲜半岛和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都是殖民统治遗留下来的创伤。即使中国内部西藏新疆这些边疆地区所发生的动荡和不稳定也和近代史上西方殖民主义的渗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笔者对现代史的兴趣，来自于对自身的关心和对自我的追问。现代自我和现代世界观是怎样产生和建构起来的？我一直质疑那种简单的、原子式的、本质主义的个人观。个人和社会、国家、世界处在一种相互作用的结构关系之中。根据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自我是本我与超我之间的一种调适关系。在现代，胡适和冯友兰都曾经思考中国怎样在一个陌生的世界中安身的问题。
现在我们讲“世界观”，1957年，毛主席在莫斯科接见中国留学生时发表的着名讲话中就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然而，在被西方打败以前，中国存在着的是一种“天下观”。按照《礼记》的治理程序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范仲淹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顾炎武提出了着名的“有亡国，有亡天下”的分别。西方的大炮轰开了中国古老的“天下”，中国被迫“走向世界”，卷入到建筑在民族国家基础之上的现代世界之中。
“天下”和“世界”有着明显的区别：天下追求的是正义，而世界强调的是力量。“天下”是一个道德的秩序，而“世界”则是一个法律的体系。中国现代是传统“天下观”破裂解体和被迫接受现代“世界观”的过程。在从“天下”向“世界”转变的过程中，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被扭转成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在西方冲击下，我们的词语、视野和意识结构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现代中国和现代个人是中国传统与西方现代这两种力量作用的结果。
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曾经提出了“东亚共同体”的概念。其实，“东亚共同体”这个话题在日韩民间已经讨论了很长时间。日韩学者经常批评中国学者不关心东亚问题；然而，对于中国人来说，东亚只是中国的一角。中国不仅仅局限于东亚，还延伸到了东南亚、南亚、中亚。更重要的是，中国从来就具有一种大国思维，中国人所关心的是“世界问题”。当然，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很容易自我中心化。我们常常用中国代替了整个亚洲和东方。萨义德的《东方主义》（《东方学》）成为了中国知识界的流行读物；但是，我们却丝毫没有意识到，萨义德所讨论的与西方长期对抗的“东方”，根本就没有包括中国。
古代中国的重心在西北。长安这个地理名词使人联想起中国古代汉唐盛世，西域则是古代中外交通要道。然而，当中国被卷入到现代世界中以来，东亚的地位变得越来越突出。从历史上来看，中国的中心有一个从西北向东南缓慢移动的过程。更重要的是，现代中国人是从东亚出发来看世界的。19世纪东亚的事变使中国睁开了“现代”的眼睛。
1950年爆发的抗美援朝战争对于中国具有重要意义。这些年来关于抗美援朝战争有很多争议。1894年甲午战争是在什么地方爆发的？1904年日俄战争的战场又在哪里？成为中国近代史开端的甲午战争，事实上发生在朝鲜半岛上，而日俄战争却在中国的领土上展开。中国现代最伟大的作家鲁迅弃医从文，就是因为受到日俄战争幻灯片事件的刺激。发生在朝鲜半岛上的中日甲午战争深刻地影响和规定了中国现代的历史进程。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真正开端，是中国从传统“天下观”到现代“世界观”转变的关键。甲午战争使得朝鲜从与中国的藩属关系中脱落出来，并逐渐被纳入到新的现代殖民体制之中，中国自己也逐步沦为半殖民地。甲午战争使传统华夷秩序解体，向现代民族国家体系转型。
1950年发生的抗美援朝战争应该放到更深远的历史背景和脉络中来加以思考和讨论。历史上，中国在朝鲜参与过四场国际性的战争，这四次战争对于中国的历史命运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663年，中国与日本在朝鲜半岛上第一次正面交锋的白村江海战奠定了古代东亚千年和平的基础。1592年，丰臣秀吉在统一日本后发动了入侵朝鲜的战争。丰臣秀吉要求借道朝鲜，进攻中国。朝鲜称之为“壬辰之乱 ”或“壬辰倭乱”。中国史书称为“万历朝鲜之役”。在这样历史的脉络上，抗美援朝的意义就非常清楚了。毛主席当时有一个说法：“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朝鲜战争结束以后，彭德怀元帅宣布，帝国主义国家在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以征服一个东方国家的历史永远过去了。如果说甲午战争是充满了屈辱的中国近代史的开端的话；那么，抗美援朝战争则是中国近代史的终结。抗美援朝的战略决策凝聚了漫长的历史经验，1961年签订的《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体现了中朝领导人的高度智慧，为东亚长期和平与稳定奠定了基础。
说到根本上，中国作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是“打”出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在联合国拥有否决权的安理会成员国是“打”进去的。联合国五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不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五个战胜的大国，而且在很长时间内，也是仅有的五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一个打败了所谓“联合国军”的国家。1964年，中国原子弹试爆成功，在打破了美苏的核垄断和核讹诈之后，第一个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充分体现了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大国的风范。中国的原子弹不是为了使用而制造的，而是为了阻止帝国主义使用原子弹而制造出来的。中国原子弹的成功爆炸为人类树立了一道文明的屏障和防护墙。它就像中国古代的万里长城成为一道划分野蛮与文明的文明分界线。
中国作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是“打”出来的
现代西方文明的本质――用严复译述的《天演论》这本对现代中国影响最大的书中的话来说――就是，“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这是这样一个世界：强权就是真理。1921年，美国哲学家杜威在《中国的新文化》中说：“依据传统，以前的神祗都是从海浪中产生或骑着一匹白马到来的，一切有序的力量必定与某位神祗相关；而如今，‘基督骑着一发炮弹’来到了中国。这不是一个文学的说法，而是普通人原原本本的信念。”中华文明具有极大的包容性。中国人都熟悉唐僧西天取经的故事。印度佛教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印度佛教是中国知识分子历尽千辛万苦、穿越千山万水取回来的，佛教给中国带来了智慧与和平；而西方文明却是用大炮送来的。西方文明的到来，一手拿着《圣经》，一手拿着枪炮。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和美国是中国的盟国，为了战争的需要，美国希望中国统一，在征求英国的意见时，英国明确表示反对。1943年11月3日，英国驻华大使薛穆说：“即使中国能够统一，促使其统一的政策也是错误的；……统一中国取得成功，将会意味着在未来的年代里帝国主义在东方被消灭，而白人对东方的统治将随之丧失。”1953年朝鲜战争的结束，标志着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扩张的终结。由于抗美援朝的教训，美国在越南战争中再也不敢越过中国总理周恩来划定的北纬17度线进行轰炸，并在越南战争中遭到彻底失败，导致美国霸权严重衰落。东亚这个历史上的高文明地区宿命般地终结了白人统治世界的历史。
许多日本人认为，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才真正成为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当然，也有许多西方人认为，中国直到现在还不是一个合格的现代民族国家。在现代民族国家建立的过程中，所有传统的帝国都解体了，不仅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而且甚至苏联帝国也解体了。中国是唯一一个从传统帝国成功转型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国家。
二、两种不同性质的战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东亚，美国霸权的存在是一个重要的、不可回避的事实。当鸠山提出“东亚共同体”的时候，美国就宣称，“东亚共同体”不能将美国排除在外。二战以后的东亚格局，中日关系尤其是美日关系，以及我们今天关于世界的基本认识框架，建立在雅尔塔体系和“东京审判”以及《旧金山和约》的基础上。2001年9月8日，九一一事件前三天，美国和日本高调纪念《旧金山和约》签订50周年。日本和中国有过很多关于“东京审判”的议论。我们如何理解“太平洋战争”和“东京审判”？我们不能够简单地站在“太平洋战争”和“东京审判”的立场上。“太平洋战争”和“东京审判”无法区分日本对于中国以及亚洲的侵略同日本与美国两个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争夺霸权这两种不同性质的战争。1904年日俄战争和1941年太平洋战争的爆发都是由于列强在东亚的利益冲突引起的，1941年爆发的太平洋战争是1904年爆发的日俄战争的继续。“东京审判”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打败和驯服了另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并且最终美国通过《旧金山和约》收编了日本，而亚洲殖民地反抗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战争的性质基本上被抹杀掉了。中国人普遍反感日本对侵略战争不道歉、不赔款的态度；然而，它的根源却在于美国与日本非法签订的《旧金山和约》。《旧金山和约》的签订，一方面，日本军国主义和右翼势力不但没有被有效清算，反而被迅速地整编到了美国帝国主义势力之中；另一方面，不仅殖民地朝鲜等被日本殖民侵略的亚洲国家，而且甚至作为战胜国的中国也被美国排斥在与日本的战后谈判之外。正如参加《旧金山和约》谈判的波兰代表威尔布洛夫斯基在发言中所指出的：“这里没有一开始就与日本军国主义进行战斗的代表”。中国参加了两次世界大战，名义上两次都是战胜国；但实际上两次享受的都是战败国的待遇：被大国秘密决定自己的命运，丧失领土主权和国家权益。日本通过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崛起成为帝国主义国家，以太平洋战争向美国霸权的挑战以失败告终。《旧金山和约》草案把对日作战开始的时间定为1941年12月7日，即日军攻击美国珍珠港的时间，而非1931年九一八事变甚至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七七事变。因此，《旧金山和约》从根本上排斥和否定了中国人民反对日本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的性质和意义。
1946年3月5日，邱吉尔在美国密苏里州富尔敦城发表了着名的铁幕演说，正式拉开了冷战的序幕。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战场战争的结束晚于欧洲战场，受冷战，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和朝鲜战争爆发的影响，使美国改变了既定的对日本的战略决策。美国原打算拆毁日本三井三菱等重工业，但朝鲜战争爆发以后，美国反过来扶植和重新武装日本。同时，美国释放日本战犯，甲级战犯岸信介甚至于1957年出任首相。1951年签署的《旧金山和约》将日本拉入美国的怀抱，使日本军国主义逃避了惩罚。在《旧金山和约》签订的同一天，日本与美国签订了《日美安全条约》，吉田茂政府主动交出日本的主权，使日本彻底附属于美国的霸权。
三、“脱亚入欧”与“文明开化”
近代，一水之隔的两个民族日本和中国走上了完全异途的现代化道路，其命运也截然相反：中国的近代史是一部割地赔款的历史，而日本则通过成功地模仿西方，成为亚洲举世闻名的“优等生”。19世纪，继中国之后，日本也受到西方的入侵，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然而，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脱亚入欧”，追随西方殖民主义，转而侵略其他亚洲国家。1885年，日本着名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着《脱亚论》，提出“脱亚入欧”的口号，成为日本现代史的一个基本的命题。
日本在西方弱肉强食、优胜劣败的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逻辑中，奠定了自己的生存伦理。在与西方接触的过程中，日本对于现代文明弱肉强食和优胜劣败的逻辑有着清醒的认识，义无反顾地走上了追随西方列强对其他亚洲国家实行殖民侵略的军国主义道路。其实，在提出“脱亚入欧”之前，福泽谕吉也曾一度倡导“东洋连带”。丸山真男指出，福泽谕吉对近代国家持二元论的看法：其一是弱肉强食的强权政治，另一是“天然的自由民权论”。“他把当时的世界形势形容为弱肉强食的‘禽兽的世界’，认为在这个世界上要生存下去，日本国也不得不作为禽兽的一员来行动。”冈仓天心《茶书》中有一句名言：“西洋人把日本人沉溺于和平艺术之时期视为野蛮国。当日本人开始在满洲战场上大规模杀戮之时，却视之为文明国。”日本通过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赢得了西方的尊敬，不仅废除了先前被迫订立的不平等条约，而且跻身帝国主义列强之间。我们许多人知道，在1919年第一次大战结束后的巴黎和会上，日本谋取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得到了西方列强的允许和纵容。可是，我们许多人却不知道，在巴黎和会上，日本还提出了着名的种族平等的议案。当时陈独秀曾经这样评论：“日本特使居然在巴黎提此方案，当时我们听了，大为佩服。”但是，这一提案却被西方列强否决。巴黎和会期间，杜威正在日本讲学，他在《日本的自由主义》一文中评论其后果说：“有关在国联盟约的序言中加入承认各民族平等原则的提议没有被采纳，这对自由主义的思想是一个打击。”“正是欧洲的帝国主义教导日本人说，使日本受到尊敬的唯一方式就是让陆军和海军力量变得强大。它的艺术、它的精致的礼仪和它的热切的好奇心都不能使日本跻身巴黎和会的五大国之列，所有这些东西并不能在和会上给它带来外交上的胜利。直到有那么一天，世界较少信任军事力量，整个世界能诉诸武力以外的某种其他的基础来看待正义问题。”在俄国十月革命产生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之前，国际政治是赤裸裸的帝国主义的强权政治。对于落后的亚洲来说，所谓“文明开化”就是“脱亚入欧”，遵循帝国主义弱肉强食的逻辑，脱离被殖民侵略的地位，转身加入到西方殖民主义的行列。
日本的近代体验及其觉醒与中国有着密切的关系。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悲惨的命运成为了日本的一面镜子。旅日学者刘建辉在《魔都上海――日本知识人的“近代”体验》一书中指出，被西方征服的上海的悲惨状况成为了反面教材，鞭策了日本走向“近代”的决心。井上馨到上海之后，立刻抛弃了“攘夷的谬见”，转而主张“开国的方针”。堀田善卫在《日本的知识》中说：“福泽提示的‘脱亚入欧’论，以及‘吾乃于心中谢绝亚细亚恶友者’这样的鲜明的态度，是广泛地规定了近代日本前进道路的一个命题，同时，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理解，这都是一个明显的文明史式的预言。”“为了成为亚洲民族主义的先驱或盟友，在19、20世纪的弱肉强食的时代里，除了成为西欧帝国主义的追随者，保持本国的独立以外，还有什么路可走吗？”
我们不应当急切、简单、肤浅地谴责日本对于亚洲的殖民侵略，我们应该意识到日本本身也曾经作为亚洲国家遭到西方侵略和被迫订立不平等条约。日本一直自认为是向西方文明学习的“优等生”，并且成功地实现了“脱亚入欧”。鸦片战争使中国与西方发生了碰撞，日本则通过黑船事件而与西方发生了接触。鸦片战争和黑船事件的后果完全不同。庆幸于“近代”的“觉醒”，日本对于西方的入侵与中国有着完全不同的态度和评价。在日本有关黑船事件的叙述里，美国黑船不是扮演殖民主义侵略者的角色，而是担负着“启蒙”的任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又由于加入美国的军事同盟而逃避了惩罚，不仅如此，甲级战犯在美国的支持下成为了日本首相，这就是日本拒不承认其战争罪行的根本原因。因此，如果不对整个现代殖民主义体制和现代文明的历史进行彻底反省，而是停留于肤浅的要求道歉，这是毫无意义的。只有在现代西方文明的整个逻辑得到深刻的批判和彻底的否定之后，日本承认战争罪责才真正成为可能。
甲午战争是日本“脱亚入欧”关键的一步，导致了日本在东亚的崛起。同时，日本的崛起及其侵略扩张引起了日本与西方列强尤其是俄国、美国在亚洲的矛盾和冲突，并且因此不可避免地导致了1904年日俄战争和1941年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本的崛起及其对于西方霸权的挑战，最终又引起了整个现代殖民主义体系的瓦解和崩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最早与南京汪精卫政权废除了不平等条约，西方盟国也紧随其后与重庆蒋介石政权废除了原来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日本右翼认为，日本为亚洲阻断了欧洲白种人的入侵，是亚洲的“解放者”。日本在东亚的崛起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日本担负起了西方殖民主义的使命，对其他亚洲国家发动殖民侵略；另一方面，亚洲新兴的日本帝国主义与西方帝国主义形成了尖锐的冲突，它向传统欧洲殖民主义体系提出了挑战，并且最终打破和解体了传统欧洲殖民主义体系。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了欧洲殖民体系的剧烈崩溃，亚洲各殖民地先后获得独立，并且产生了一批具有崭新的世界历史意义的社会主义国家。确实，我们无法想象，如果没有日本，20世纪的亚洲会是什么样子。二战结束之际，中国作为世界五强，成为联合国创始成员国之一。但是，实际上，作为战胜国的中国仍然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样被世界列强和大国的秘密外交任意宰割。罗斯福、斯大林和邱吉尔三巨头和一纸雅尔塔秘密协定决定了中国的命运。苏联背叛了列宁的思想，像传统的沙皇俄国一样将殖民主义逻辑强加于中国，是战胜国中国而不是战败国日本丧失其领土主权，蒋介石政权被迫接受丧权辱国的雅尔塔秘密协定。
不过，把日本作为一个“亚洲国家”，把日本纳入所谓儒教文明圈和汉字文明圈，其本身包含了很大的误解。从政治和文明上来说，日本从来就是东亚一个独立的大国。从政治上来说，日本从来没有像其他东亚国家一样被纳入到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之中。不仅如此，日本还是一种独立的文明。日本在地理上是一个亚洲国家；然而，从文明形态上来说，它更接近于欧洲。日本属于海洋文明，尤其是其万世一统的天皇制度、贵族世袭制度、长子继承制度，都与中国迥然有别，而相反与欧洲更为接近。更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一直没有接受中国具有世界意义的制度上的伟大创造发明――科举考试制度。因此，日本民族在亚洲民族中具有特殊的色彩，可谓是“东洋”中的“西洋”。尽管中国在财产继承上的均分制度更接近于现代平等的理想；但是，欧洲和日本的长子继承制度则使其有效地积聚资本和成功地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
东亚各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处于不同的历史位置。东亚各国不同的历史条件决定了其应对西方的不同方式。
四、“亚洲主义”想象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成为亚洲“文明开化”的先进。在日本内部存在着“脱亚论”与“兴亚论”两种对立的思想。一者主张“脱亚入欧”，一者主张“东亚连带”。“同文同种”，“黄种人联合起来反抗白种人”，“亚洲主义”成为日本近代一种重要的思想理论。辛亥革命时期，不论改良派还是革命派，不少人都受到日本“亚洲主义”思想的鼓舞和影响，都认同这种黄种人共同对抗白种人的种族主义思想。
1905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打败俄国，成为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捩点。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取得了胜利以后，日本沸腾了。不仅日本沸腾了，而且整个亚洲都沸腾了。日本在日俄战争中的胜利，意味着“亚洲”打败了“欧洲”，黄种人打败了白种人，“劣等民族”打败了“优等民族”，粉碎了白种人的神话，破除了白种人的种族优越感。辛亥革命后，列宁写过一篇重要的文章《亚洲的觉醒》。[在《亚洲的觉醒》中，列宁曾经以俄国为视点指出：“继俄国1905年的运动之后，民主革命席卷了整个亚洲――土耳其、波斯、中国。在英属印度，动乱也正在加剧。”然而，日俄战争在亚洲所引起的后果与列宁的描述实际上是不同的。日俄战争在亚洲的觉醒中具有重要的、里程碑式的意义，是亚洲觉醒和解放的重要一环，并且成为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1924年，孙中山在日本发表的《大亚洲主义》的演讲中回顾日俄战争的后果时说，当欧洲人听到俄国战败的消息时如丧考妣，而在苏伊士运河遇到的阿拉伯人则对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