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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先勇：我是写小说的，也写散文、戏剧，是个写作人。我对历史也有非常强烈的兴趣，历史方面我也非常关注。中国有一个传统，文学和历史是文史不分的。很多历史名着像《史记》、《汉书》其实也是文学名着。

我在台湾大学的时候，大一国文是学《史记》，当时我不太理解。后来我觉得真高兴、真幸运在大学的时候念了那么多篇《史记》。我觉得《史记》文笔是一流的，也是最好的一部小说，对人物的刻画、对场景的描写非常生动。

我们很重要的文学家，从屈原到杜甫，历史的意识，尤其是历史的沧桑感非常的浓厚。我们的历史是悠长的，是不断的，一直到今天，几千年下来，难怪我们这个民族对历史的沧桑有特别的感受。

我在美国很多年，也有很多美国学生，我讲到“沧桑”这两个字，因为我译不出来，所以我说不清楚。后来我说，如果你们的纽约，烧光了，再起来，再夷平，再起来，然后你们就懂得什么叫沧桑了。

我们这个民族的确有历史的沧桑感，我们这个民族经历了好多。所以我们的文学能够表现出来也不以为奇。

我自己写了一本小说《台北人》，回头看起来，我在写的时候，未必想的那么多，写出来的时候，无意间反映了国民政府到台湾去前后大变动的时代，从大陆到台湾的那些人的命运、故事。我的小说有意无意的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历史。

那个小说里面写到了武昌起义、五四运动、中日战争、国共内战。那是在70年代出版的小说，隔了40年，又写了《白崇禧将军身影集》，分上下两册，第一册叫《父亲与民国》，下册《台湾岁月》。这是写我的父亲白崇禧将军。

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收集了900多张照片，这本书用了差不多600张，把它串起来，讲那段历史。我的父亲跟民国史息息相关。他的一生从侧面把民国史讲了一遍。

我父亲生于1893年，刚好是大清帝国快要崩溃的前夕，那是个革命的时代。我父亲在广西念了陆军小学，督学是蔡锷，在那个时候受到了革命思想的感染。1911年辛亥革命，10月10号在武汉那边放了一枪，辛亥革命提前爆发。那一枪改变了历史，中华民国诞生了。那一枪也改变了我父亲的一生。

武昌一起义，全国很多省份都响应，广西也响应，我父亲就跟陆军小学的120个同学组织了广西学生军敢死队。18岁的小青年，120个人就走着去支援武昌。我父亲的哥哥等在城的北门，要把我父亲抓回去。我父亲知道了，就从西门溜出去了。出了广西就改变了他的一生，参加了民国史。

到了武昌，武昌起义其实很短，他们到了已经是尾声了。到了汉阳，跟清朝军队大概打了两下。对我父亲来讲，参加了武昌起义对他的一生影响很大。参加了武昌起义，他见证了民国的诞生，他跟民国中间有着最基本的感情。他一生到最后对民国的信仰没有动摇过。

武昌起义完了，他到了河北保定，受了正规的军事训练。后来回到广西，参加了很多战争，统一了广西。当时1926年，中国四分五裂，最大的势力就是孙传芳、吴佩孚还有张宗昌他们。蒋介石联合广西军队一起北伐，邀请我父亲当国民革命军的参谋长兼东路军前敌总指挥，北伐是我父亲事业的一个高潮。

北伐的时候，我父亲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广西军队有钢军之称，打了很多重要的仗。我父亲领着第四集团军一直北上，打进了北平，他是第一个领军进北平的人。那个时候人们经历了五四运动、辛亥革命，人们对北洋政府、北洋军队非常失望，对国民革命军寄了很大的期望。国民革命军以少击众，一路打到北平，最后完成北伐，是我父亲完成的。

我父亲进了北平，当时很受欢迎，清华大学请他去演讲，女师大也请他去演讲。当时他不过也是35岁，在他的生涯里，这是一个高峰。

……

文字没有，很多地方传说，据说打到上海、南京的时候，那个时候1927年，汪精卫又成立了一个政府跟蒋介石对立，汉口的政府对蒋介石不满就要打南京。武汉的政府要蒋介石下野。蒋介石就开军事会议，据说有白崇禧，有李宗仁，有何应钦。据说，我父亲说了一句“总司令，下野一下也好”，很可惜我没有机会问一下我爸爸。很可能讲了，不讲的话态度上也是赞成他下野。后来我父亲跟蒋介石的关系复杂的不得了。分分合合四十年。

……

1947年，在台湾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在我父亲当国防部长的时候，台湾发生了“二二八事件”，大家可能对“二二八事件”不是那么熟悉，可是“二二八事件”在台湾史上十分重要的一件事，影响力一直到今天，台湾今天很多问题，甚至于台独问题都是因为“二二八事件”引起。要了解台湾人的心理，台湾人的问题，“二二八事件”不可不知。

大致上讲，二战以后，日本人投降，国民政府最重要的是接收问题。台湾很特殊，因为有五十年的殖民经验，在语言、文化、地理、历史、经济方面问题很严重。台湾脱离了祖国五十年，接受了日本五十年的教育，问题很复杂，除了讲日语，还讲闽南语，文化上也有隔阂，去的时候常常引起误会、摩擦。

尤其是经济上，大陆通货膨胀已经很厉害，台湾战后经济也非常窘迫，好多被日本人弄去当日本兵的也解甲归来，没有职业。那个时候烟酒是政府公卖，有一个老太太卖私烟为生，刚好查私烟的的人员查到老太太的私烟，就要没收她的私烟，后来缉私的人员又打伤了老太太，引起了人民的愤怒，包围了缉私的人员，缉私的人员就心慌了，开了一枪，正好打死了一个人。

台湾全省就开始暴动，那个时候大部分的部队调走了，只剩下5000人，暴动一起的时候，军队没办法镇压维持秩序。只好向蒋介石求救，派军队来镇压。不少台湾一般的人民还有精英分子被滥杀。有的是参加过暴动，但很多是无辜的人。全省已经失控，情形相当严重。

这个时候蒋介石正好调胡宗南的军队去打延安，最重要的任务是打延安，这边“二二八事件”正好发生。所以两头顾不得。

后来看情形不对，就派我父亲，那个时候是国防部长去台湾善后。那时候我父亲正好在华北巡视，在山西巡视阎锡山的部队，3月7号到太原。3月8号蒋介石就让我父亲到台湾。我父亲17号到台湾，那几天已经死伤了不少人。

3月17号到4月2号，16天。这16天，对“二二八事件”，对台湾影响很大。一下飞机他就对全省广播，对涉案的人从宽处理。那个时候态度非常重要，一去的时候，他就从宽处理。他在去之前也有很多情报。他对很多判重刑的人下了一道命令：禁止滥杀，公开审判。

……

涉案的很多人都是抢劫、打人，罪不至死，死刑判的很滥，他的这道命令救了很多人，台湾人对他很感念，他过世的时候，有很多人来悼念，有很多人都不认识。挽联、挽诗都是讲的这件事情。

郭冠英：

几年前白先勇出了一本《父亲与民国》，第一章就是写他父亲在228中如何宽仁爱民，化解仇怨。事实上，白崇禧功业彪柄，228宣慰在其一生经历中可谓并不突出，在白的一生行传中，实在排一章来谈都不够格。而且，白崇禧在善后中并没有襄公之仁，他的一切作为都是想如何最好地来镇慑平乱。白也并不宽仁，相较与228，那杀戮更烈的大case，1927年412上海清党，就是白的广西部队主持的，那才是白的“慧眼识破好机”。白绝不是仁慈的人，作军人，也不能以此相绳。

新复之地需靠兵力维持

说白崇禧要对暴民以司法轻判，完全不是事实，1948年2月25日，事件一年后，白呈蒋电文，仍主张军法审判：“以兹镇慑，经职一再权衡，期于切合实际，台湾省特殊环境，请仍维持由军法审判速予结束因事变所生各案。以维政府威信。”

白先勇说他父亲，“后在台湾受到严密监控，是因为他二二八宣慰，在台湾民间有崇高的声望，由此犯了当局大忌。”这完全是子虚之言。事实上，当时威权极重的时代，没有人会去考虑“民间声望”，也没人会去诬陷228谁处理不当，只会以平乱有功相励，连对陈仪都没以此来公开诬他。而且若说有“名望”就犯了蒋忌，那为何陈仪留下的干部，严家淦、任显群、柯远芬等都还受重用？可见228根本不值得再提，更不会以此为论忠衡奸的标准。

白到台为蒋嫉忌监视，一是因为这位“小诸葛”与蒋一直有隙，二是到台后蒋完全党政改造，局面是陈诚与蒋太子的天下，白崇禧当然不能再做事，不只白，很多老将，何应钦、顾祝同都是如此。

若要说“宅心仁厚，宽大爱民”，那最如此的是行政长官陈仪，他一再交代怀柔忍让，3月6日接彭孟缉电报说已下山平乱，急怒，立电责彭：“轻举妄动，应负此次肇事之全责。着自电到之日起，全部撤兵回营，听后善后解决。”

白崇禧是9日接蒋令赴台宣慰，他即与来京的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委李翼中和陈立夫拟定《处理台湾事件办法》，李翼中把事件全怪到陈仪身上，故白建议蒋：“台湾省主席人选，请主席先行决定”。

本来11日，白崇禧就要启程赴台宣慰，但陈仪不赞成，当夜致函白：“关于改组省政府及民选县市长等问题，原宣布须请示中央核定，一俟21师全师到达，秩序大致恢复，随即电请大驾莅临，宣达德意。”

白先勇说：“父亲抵台时，面临的情况，十分复杂敏感。当时全岛人心惶惶，台湾人民陷于极端恐慌状态，任何处理不当，即有火上加油、灾情扩大的可能。”此言实系夸大，白来台时全台已恢复平静，只有埔里一带的谢雪红“27部队”还有点战斗，毙匪7人。实在要说极恐慌的，是外省人。

17日白崇禧到台，第二天就赴台湾警备总部，表示“此次台湾发生不幸事变，赖陈长官迅速处置，在台陆、海、空军以少数兵力，对机场勤务、要塞、仓库之守护、治安之维持，确已尽忠职。待增调国军抵台，始于短期内，将变乱大致平定。”

白对事件原因自有分析

然后白崇禧从北到南，视察全台，前后5天，电蒋报告：“密查此次台湾事变之远因，乃由台胞青年过去受日本五十余年狭隘偏激教育影响，致国家观念民族意识薄弱。其近因即抗战胜利后，中共假言论自由之名，恣意诋毁本党及政府军队，台省一般不正确之报章舆论，亦同出一辙，酝酿既久，台人有政治野心者乘机操纵，伺机爆发，故最近以台专卖局缉私事件，藉题发挥，因少数共党份子及日军投降后，自海南岛遣回之台籍退伍军人与地方莠民勾结，煽惑叛乱，台省青年学生妄动盲从。事变系野心者有计划的暴动，希图夺取政权，非少数奸党所能全面鼓惑，不过利用台人排外心理，推波助澜而已。今后治台方针与职在京所拟者确有修改之必要，请俟视察完毕，与陈长官详商再提具体方案，以供采纳。”

此时白崇禧已对事件有清楚了解，对陈仪的处置也甚为认同，他电告蒋介石，认为“此次台变内容并不单纯，共党暴徒操纵煽动，蔓延既广，被害复大。目下对被劫之多数械弹，与共党凶犯之窜匿，正待加紧追缴，清剿一切，善后尚须审慎处理。”建议“台籍各团体、人民代表，仅凭风说，提出种种要求，尚恳钧座勿轻许诺，以免增加善后困难。”

4月2日，白崇禧飞返南京，呈送蒋台政改进意见。行政方面，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可即改组为省政府。各县市长民选于暴徒尚未肃清、地方秩序未完全恢复前，可暂缓议。也就是说，白崇禧考察了台湾，知道起乱之因，就是陈仪在政治上放得太松，开放民主之故，故不宜再蹈覆辙，实行直选。

当时，最惨的是外省公教人员，被殴打残杀，因此事后纷纷想携眷离开台湾，白崇禧于3月20日，在长官公署大礼堂（今行政院），召集公务员讲话：“余今仍盼诸君继续留台工作，勿稍灰心。须知中国不能离开台湾，台湾亦不能离开中国，诸君留台服务，实与前往内地服务无异。且台湾乃新收复之领土，即就教育而言，吾人之工作必须五年至十年始可完成。日前侮辱诸君以及伤害诸君者，仅为极少数之不良分子，极大多数之台胞仍极爱国，且愿与诸君精诚合作，二二八事件，纯系意外之偶然事件，余信今后决不致再有此事，余并保证今后中央亦绝不容许再有此事。”　　

陈仪浩气磅狄留万古

事实上，真正该被肯定的是陈仪，其大义凛然，坚持法治的态度，令人动容。柯远芬就说，暴徒包围警察局、宪兵团，要求就地枪决前晚查私烟击杀暴徒的缉私员傅学通，警总军法处本已被迫同意，但陈长官却正色曰：“此事完全为一法律事件，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我绝不能接受暴徒要求。人可废，法不能废。”

白崇禧在台南谒郑成功祠，撰联留赠：“孤臣秉孤忠，浩气磅礴留万古；正人扶正义，莫教成败论英雄。”这几句话，正好可作为陈仪一生的总结。

白崇禧对二二八的处理大致不差，但是绝非其子先勇所说的是多爱护台湾人，台湾人多感激。事实上白处理的原则是执行蒋的命令。蒋从来主张从宽处理，白也从来没有一点刻意讨好台湾人的意思。

1966年12月2日，白崇禧心脏病发逝，有挽联说：“忆当年蓬瀛事件微将军及时赶到台民早已成冤鬼；痛此日禹甸沦胥正王师准备反攻天上汉河殒巨星。”

上联实系溢美之词，下联才是228阴魂不散的关键所在，就是后来的政府退居台湾，反攻大陆未成，汉河绝断，国家分裂之故。白崇禧说的：“台湾为我国国防重镇，中国不能分离台湾，台湾更不能离开中国。”正是他为228事件所下的结论暨认定起乱的原因，这才是切中实际，高瞻远瞩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