嫉恶如仇 从善如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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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杨恒均

实事求是地说，回归十年后的香港（注：当时是2007年），虽然在民主进程上还需要加快步伐，但从香港的自由经济以及法治和言论媒体自由、集会结社自由方面来说，都切实实行了“两制”。“一国两制”的实行，首先要归功于小平与之后中央领导人高瞻远瞩、信守承诺。

香港回归前四年我都在香港工作，从当时的情况看，国内从中央到地方都有相当数量的官员对于“一国两制”根本就不当回事，完全没理解邓小平的“一国两制”。他们以为香港要收回了，自己的机会也就来了，所以在回归前几年，我就碰上很多哭笑不得的事。例如最典型的就是内地的一些高级干部纷纷打听如何让自己的子女和亲属“南下香港工作”或者开后门搞一个“户口”来香港定居。

诸如此类让我哭笑不得却绝对让港人胆战心惊的事情在回归后并没有出现，得力于中央的严格管制以及那个只有在国与国之间才存在的海关和移民局。

现在大家不妨看一下中港两地的海关和各种关卡，我走过那么多地方，还不得不承认，对于大陆人来说，这里仍然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移民局和海关，在这里持护照和大陆通行证排队的人仍然是世界“国界”之间排得最长的。我请大家思考一下，当今世界上有几个国家的政府有能力阻止本国十几亿公民在自己的国家内自由旅行？而目的却是为了保持一个城市里六百万居民所享受的独一无二的自由与法治？

西方《财富》杂志宣布香港已死的时候，我有一阵子是相信的，虽然我相信的原因和他们所说的有所不同。香港回归后一旦“边界”失守，贪官污吏可以大量“南下工作”，被贪官污吏弄得一穷二白的打工仔蜂拥而至，香港可能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大陆内地的一个城市。但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历史上几乎从没有出现过的存在于“一国”之内的移民局、海关隔开了大陆与香港，保持了香港经济与政治的相对独立性。

那么，中国领土内部的这个海关与移民局隔开的还有什么？“一国两制”守护的到底是什么呢？

还是从我第一次到香港时的见闻讲起的，那是1989年7月份，我经过香港到美国。那次在香港没有到处走，只在附近街道随便逛了逛。说实话对香港林立的商店和五光十色的霓虹灯也不以为意，至于香港人，除了女孩子脸上稍微光亮一点，胸脯塞得高一点、屁股包得紧一点之外，也没发现有什么特别，再说那时又听不懂广东话，也不知道电视里的人在那里嘀咕些什么。

可是我却被街道上隔不多远就有一个的书报摊深深吸引了。书报摊上大大小小十几种报纸和几十种杂志，包括六七种政论为主的杂志，光看看那政论杂志的封面就够吓人的。都是些对北京政府和领导指名道姓批评甚至带辱骂的语言，如果出现在大陆，不要说放到文革时是会割喉咙或者拉去打靶的，就是放在当时，也是万万不可的。

可是香港的街道却到处都是。实话实说，我当时一下子不能适应，有点为这些办杂志写文章的人、甚至整个香港担心，担心被秋后算账。后来我到香港工作了，一呆就是四年，我也逐渐了解和理解了香港，也从内心接受了香港。1997年7月1日五星红旗在香港冉冉升起时，我虽然也知道中央下决心保证香港制度不变，毕竟还是有些担心的。

后来每次回香港，我都会扫一眼书报杂志摊，言论自由绝对是香港是否严格实行“一国两制”的最重要的指标。直到今天，如果大家不是抱着某种成见和偏激，就不会看不见香港街道上的杂志和报纸不是少了，而是多了。而那些直言不讳报道和揭露北京政府及其领导人的杂志仍然放在最显眼的位置，当然，见惯不惊的香港人也不一定真想买来看。

但是这些报纸和杂志的存在并没有影响港人对胡主席的欢迎和喜欢，甚至被少数人阅读的杂志已经成了多数人认同北京的媒介。因为香港还被允许拥有这样的自由，香港人就依然爱国，一位香港人对我说，还记得那句“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故乡”吗？没有自由的祖国，真值得爱吗？这些杂志不说明香港人不爱国，而是他们用一种我们无法想像也没有体验过的方式爱这个国家。

1997年8月我离开香港前往美国时，一位送行的朋友问我，你说最能够保证香港像以前一样充满活力的是基本法，还是香港的法治和自由，还是廉政公署，还是北京政治局、还是特首董建华……

我说，都不全面，那些东西说变就变，靠不住，唯一能够决定香港前途的是香港人自己。我补充了一句，我和他们朝夕相处了四年，我了解他们，因此也对香港前途有信心。

如果不在香港住这么久，你不会理解我在说什么，对于一些生活相对封闭的大陆人，也许一百年后才能搞懂我在说什么。而对于那些高高在上的京官与御用文人，他们到死也不愿意搞懂。我在说，香港人受到的教育，他们生长的言论自由和法治的环境，以及深植于他们内心的价值理念，注定了他们同我们大陆人不一样的地方，注定了香港会有所不同。相信我，香港人不会让我们失望的，而这，正是“香港不死”的最重要保障。

2014.6.27 此文节选自《香港人为什么欢迎胡主席》，原文发表于2007年7月1日，重发时有少量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