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8日，沉寂了一年的前央视主持人柴静带着她的新作――大型空气污染深度公益调查《柴静雾霾调查：穹顶之下》再度出现在公众面前，这一次她的身份是：母亲柴静。也正是因为孩子在未出生即被诊断出患有肿瘤，她表示：“这是我和雾霾之间的私人恩怨。”
柴静在采访中指出，孩子生病使空气污染成为她不能回避的问题，她这次不是作为记者，而是出于母性本能，围绕雾霾是什么、从哪儿来、我们该怎么办几个议题自费百万开展了为期一年的调查。
大家熟悉的柴静是家喻户晓的主持人，是前央视《新闻调查》记者，是畅销书作者，是无数文青心目中的绝对女神。而很多湖南人并不知道，她曾经在湖南铁道学院求学，在长沙FM97.5电台当了3年电波里的“知心姐姐”，并曾是湖南卫视《新青年》栏目的主持人，在长沙，她待了9年。
写信给电台“可否帮我成就梦想？”
1991年，15岁的柴静到湖南长沙读大学，对广播的喜爱依然不减，最喜欢听音乐排行榜和谈心节目。后来她终于鼓起勇气，写信给湖南经济电台红极一时的主持人尚能表达自己做主播的想法，她说：“可否帮我成就梦想？”这句话促使了这位名主持马上给柴静打了电话，让她去面试。七月份的长沙，天气酷热，柴静借用学校广播站录节目，录完以后，汗水把衣服全都浸透了。面试通过以后，柴静开心极了，她开始做她的第一个节目――《另一种声音》。
第一次坐到真正的演播室里，柴静没有恐惧和紧张，她觉得自己就属于这个地方。此后，她每天都会带一沓稿子和磁带去做节目，整个暑假她没有回家，留在了长沙做节目。那段日子，她和家里失去了联系，常常翻箱倒柜地凑足5毛钱，跑到楼下买一袋最便宜的方便面，计划着吃一整天。长沙很大很热闹，但是无亲无故的她却倍感孤独，每天都在过着同样的生活：骑着自行车去做节目，然后再骑车回来。即便如此，她仍然觉得很快乐、很安心。
19岁的“知心姐姐”
柴静白天忙工作，到了晚上，与她相伴的只有广播中的声音。她喜欢听新加坡电台林伟的《点一盏心灯》，他说：“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点燃灯火。”这句话让柴静感触很深，她决定做电台午夜节目。柴静就和电台的领导申请做一档午夜节目，甚至可以不要工资。随后，她创建了名为《夜色温柔》的晚间节目，一做就是三年。
那时的柴静只有19岁，年少的她心里只想着去实现心中的这个梦想，全然不顾自己身处异乡的孤独与寂寞。柴静说：“一个人为自己的工作神魂颠倒是多么幸福。”那个时候她主要是接听听众打来的热线电话，什么事情都谈。其实那个时候连她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去帮助别人排忧解难，毕竟她只有19岁，但是想用声音激发一个有想象力的世界，想用声音为更多的人赶走寂寞。她只需要说“我在，我听到了，我懂”这样的字眼，只要有一颗真诚的心就足够了。
为梦想辞职北上求学
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柴静主持的这档《夜色温柔》变得十分红火，之后的几年，她基本都是在电台度过的。柴静在每个夜晚用真诚的声音陪伴着孤独的人们，她的声音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熟知。在节目里，柴静常常会接到从北京、香港、西藏等地慕名打来的电话，她去大学里做演讲的时候，时常都会有桌椅挤坏的场面出现。
柴静对现有成绩的不满足，使她几经考虑做了个令所有人惊讶的决定：辞职去北京读书。她不甘心让自己的生命就这样达到顶峰，她需要寻找可以不断超越的未来。她放弃了自己已经拥有的光环，到北京广播学院做了一名学生，睡在蓝白相间的格子床单上，学的是电视编辑，生活简单而有激情。
曾是芒果主持家族的一员
到北京广播电视学院不到半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她在《三联生活周刊》上看到一则招聘广告。她打电话过去时对方说已经招聘完了。“你们不是想要优秀的记者吗？这还有期限吗？”她的一句话，给自己创造了一个机会，对方让她第二天去试试。第二天她去应聘，负责招聘的人看看她说：“你长得挺漂亮的，不愁没出路，回去吧。”就这样，她被打发回来。没过多久，《三联生活周刊》给她打电话说他们要做一个封面周刊，问她做不做，柴静二话没说，立即答应下来。她用了三天的时间写出两万多字的稿子，就在她放假准备回家时，编辑打电话说让她把两万字改成两千字，她用了两个小时把稿子改完，跑到车站时离开车还有五分钟。之后，柴静在北广的日子一直在做《三联生活周刊》的兼职记者。
当柴静在《三联生活周刊》做得顺风顺水的时候，湖南卫视邀请她做谈话节目《新青年》的主持人，当时《新青年》是湖南卫视改革后的一个新栏目。柴静答应了，于是她开始一边上学，一边在电视台做《新青年》的主持人。她在做节目的时候，采访了各行各业的名人，如，米丘、黄永玉、蔡琴、张朝阳、方兴东、吴士宏等。柴静当时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为了证明《新青年》是文化先锋，就做了一期关于20世纪 70年代新锐诗歌的话题，请来号称用上半身写作的女诗人和用下半身写作的男诗人做嘉宾，事后证明她的这次挑战成功了。柴静在节目中变得越来越成熟。
一个喜欢挑战人生未知极限的人是不会安于现状、按部就班地生活的。北广毕业后，柴静并不满足《新青年》中驾轻就熟的工作，于是进入了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的《时空连线》节目，做记者兼主持人。
关于雾霾的独立调查之旅
记者：那你觉得普通人应该怎么做？
柴静：我自己并不想鼓动号召他人必须做什么、应该怎么做，那有一种强迫性。小时候有一次，我把肥皂水倒在了树根上，我奶奶没说什么，只是拿小铲子把肥皂水铲起来，埋在了别处――人去做什么，是因为心底有爱惜。
我自己曾经对雾霾无知无觉，现在我对空气有我的爱惜，所以我去找适合我的方式，比如尽量不开车，比如参与公众参与立法研讨会，与扬尘的工地交涉，打环保举报电话12369，要求餐馆安装上法规要求安装的设备，要求加油站维修油气回收装置。我把这些也呈现出来，这些只是能做的一小部分事情。我相信，别人心底有自己的爱惜，有适合自己的实践。
记者：是什么让你觉得大气污染治理有希望？
柴静：这一年我都是以个人身份去拜访他人，包括职能部门。没人拒绝提问，在回答时都毫无保留，直面问题。我觉得他们都希望能公开地讨论问题，因为问题呈现就是解决的希望，而且认识的深度决定解决问题的速度。
一年中我建立了十几个微信群，是与体制内外专家共建的，这么长的时间里，他们毫无回报地提供支持，其中北京市环保局机动车处的处长李昆生给我印象很深。我跟朋友说过，这个人让我很惭愧，有时候我都觉得某件事做不下去，不太可能，他还在继续发表文章，不断往前推进。深夜有时会收到他的两三篇文章，文中的急切之情和为公之心对我是一个感染。即使他批评的人也很尊重他，因为这个人出自诚意。
去拜访石化行业的有关专家时，我说问题如果您觉得尖锐，请不要介意。他说没关系，你问的都是媒体和大众关心的，应该向大家公开，他也很坦诚。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在环保与经济之间寻找到最佳平衡点，能公开讨论是前提，在这次我深切感受到了这点。
中国有很多人希望把这件事改善，在为此努力。简单地说，每个人都希望空气清新。什么是社会共识？再没有比这个更强烈的社会共识了。这是我的信心。
记者：除了这次演讲，你还做了什么？
柴静：当前《大气防治法》正在修订，我将采访的资料和稿件都发给了全国人大法工委，希望能为法律修订带来一点参照。他们逐字看完，附上建议，返还给我，并打电话表示感谢，说会在修订时考虑相关问题。
我将稿件也发给了正在制订国家油气体制改革方案的小组成员，得到的反馈也让我很意外。他们提出的唯一意见是，如果篇幅不限，可以谈得更多。
我想立法者和政策制订者的态度是因为，改革在中国适逢其时，需要让大众更多地知情参与，更多地讨论，形成共识。公众是空气污染治理的核心力量之一，没人比普通人更清楚自己身边的污染源，也没人比我们更爱护自己的家园。
记者：一个母亲这个身份切入，我是觉得特别亲切，但是你有顾虑吗？
柴静：我有一个很大的顾虑，就是说我有没有权力说到她？因为那是她的生命和她的生活，我必须要考虑说出来之后她将来可能会承受什么，这种压力最大。后来我先生说，你还是说吧，我最深刻地感觉到你在有孩子，尤其她生病后，才会对空气污染这件事有了完全不同的态度。他说，这是你回避不了的一个基本动机。
他说，如果你回避了她生病，这种态度里面其实隐含着一个问题，就是说好像生病本身是不好的，或者是羞耻的。不用太顾虑和紧张，要相信这个社会的基本善意。这句话对我有说服力。
记者：我不仅是理解，而且能够强烈地带着情感感受到。
柴静：一个人没有当妈妈之前，这个世界只跟你有几十年的关系，到此为止，我对我的一生负责任就可以了。但确实有了她之后，你跟未来世界有了关联，有了责任。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情感的驱动，我确实很难去用这么长时间做完这件事。
记者：遇到最大困难是什么？
柴静：应该是自己认识的局限吧。大气污染是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我刚做的时候，有人说这个问题跨领域太多，不容易弄清楚。我深深感觉到了这点，担心如果说得不准确，对现实会有妨害，找了很多专家审校，但也无法保证精准，只能尽力而为。错了的地方，修正就好。不足的地方，会有更多人做得更好。
记者：这次的拍摄费用大概多少？是谁投资的？
柴静：差不多一百万吧，因为有国内外的拍摄和后期制作的费用。钱是我自己投的，国内一些基金会联系过我，愿意资助，但我当时完全不知道自己会做成什么样子，又要照顾孩子，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做完，就没接受，非常感谢他们。我两年前出过书，用稿费负担的。
记者：你是成立了个人公司制作节目吗？
柴静：没有，这次只是个人调研，播出也是公益的。跟我一起做这件事情的，是我的几位朋友，老范、番茄、蚂蚁、三三、席大、晨超、五号、子雄、家贤、念念、小米，十人左右，甘苦与共。没有他们，就不会有这件事，我非常幸运。如果将来有机会，希望仍能与他们一起，为转型中的社会做一点纪录和分析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