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能源革命的缘起、目标与实现路径

郑新业（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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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能源革命的目标和评估

一、能源革命的目标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在主要发达国家能源消费总量趋于下降的情况下，中国的能源需求却在不断增加，并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费大国。这导致了我国的能源供给压力持续增加。由于我国“富煤贫油少气”能源禀赋限制，能源供应能力有限，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使得能源市场的供需缺口不断拉大，且并没有表现出逆转的迹象。为了保证能源供给，我国的石油和天然气的进口依存度不断攀升，与此同时，我国能源进口地区较为集中，容易受到国际动荡局势的影响，面临较大的安全风险。能源供给的不可持续性使未来能源发展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带来了不容忽视的能源安全问题。

当前，我国能源性产品的价格形成机制不合理，市场信号未能准确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情况，更无法反映环境污染等外部性成本。能源价格非市场化扭曲，管制下的低能源价格导致能源需求过量，阻碍了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过低的能源价格也是导致能源使用效率低下和能源消费结构僵化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国的经济结构长期以来以第二产业为主，高耗能产业能源消费占工业消费比重很高，使得我国的能源强度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48倍，大大拉低了我国的经济增长效率。大量的能源消耗也给我国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从直接影响来看，能源的不当利用所排放的废水、废气一方面加剧了环境污染，损害了生物多样性；另一方面使得气候环境的恶化，导致酸雨、雾霾等极端天气的频繁发生。从间接影响来看，在全球低碳化的潮流大势中，居高不下的环境污染物排放量严重影响了我国国际形象的树立；并且对我国的出口、就业、财政收入、投资以及整体经济增长产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更为重要的是，环境污染严重危害了我国居民的生命健康。

如前所述，当前能源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可以归纳为以下五点：一是供给持续不足、需求过于旺盛，在经济大幅增长、能耗水平已经较高的情况下，我国本身的能源供给增长速度落后于能源需求增长，油气资源表现地尤其明显。二是经济结构较重，第二产业占比较高，尤其是高耗能产业产能和能源消耗高居不下。三是能源利用的负外部性明显，能效和能源质量偏低等一系列因素造成了如环境污染等负外部性问题。四是能源价格非市场化扭曲，受我国传统价格体制的影响，能源价格整体上无法体现能源生产与供应的全部成本，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扭曲。五是能源安全备受威胁，缺乏足够的战略储备、组织管理、法律规范、风险防范及应急预案等。为推动能源消费、能源供给、能源技术和能源制度四方面的革命，我们认为，能源革命的目标应该由确保能源供给、治理环境污染、调整经济结构、应对价格冲击、保障能源安全五个维度构成。

二、能源革命目标顺序及其评估

在讨论能源革命方案是否能够达到既定目标时，应当分清轻重缓急，因此有必要对上述五个维度的能源革命目标进行顺序评估。

首先，确保能源供给应居首位。能源乃一国发展之根本，安全之大忌。它不仅是经济发展中必不可少的投入品，对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有重要的影响，还直接关系到一国的宏观经济增长、微观企业的盈利能力等，同时也是一国军事、政治的基础。能源需求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呈现S型曲线的关系。工业化前期，能源需求增长缓慢；工业化过程中，特别是在工业化中期，由于重化工业加速发展，能源需求快速上升；完成工业化以后，能源需求将保持稳定或略有上升。中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向工业化后期过渡的历史阶段，相应的，能源需求保持较高速度增长。在此条件下，确保能源供给仍将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基石。在中国“富煤贫油少气”的能源禀赋，以及核能、风能和太阳能发展能力不足的现状下，保障能源供给，无论是对经济的高效运行还是人民生活质量的改善，都将是了不起的成就。

其次，治理环境污染应该受到足够的重视。伴随着能源消费的持续增加，我国能源利用所带来的污染排放问题也愈发严重。能源的低效使用会带来巨大的负外部性，包括能源本身的浪费和对环境的破坏。尤其是近年来，在国际上，气候变暖和能源领域的生态价值受到广泛关注；在国内，酸雨、雾霾等极端天气也已经对人民生命健康产生了极大的威胁。因此，能源的清洁使用不仅是顺应全球低碳化的潮流大势，也是保障人民生命健康的重要途径。

再者，能源消费革命需要与经济结构转变相互促进。近三十年来，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来自技术引进和大量的投资、出口，其中能源的大量消费和使用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从因果关系来看，这种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模式不仅使得能源消费结构固化，而且导致了能源资源的浪费和低效利用。目前，中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转型的过程中，未来5-1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将是技术进步和制度改进。具体来说，技术进步就是对现阶段信息化技术运用以及未来新兴技术行业的支持，通过对新兴生产力的培育和引导促进经济增长；制度改进就是对现阶段突出的结构性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和解决，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的不同资源配置作用，通过对现有生产力的释放促进经济增长。在经济增长模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过程中，能源消耗量和能源利用效率将得到减少和改善。同时，优化经济结构的有效方案也需要进行逆向推理，即可以通过能源的清洁、高效利用来促进经济结构转型，从而保证经济的持续高效运行。

另外，能源价格对企业和居民的冲击也不容忽视。由于能源属于一种特殊的商品，有效的能源价格不仅需要准确反映市场供求关系，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同时也一定要兼顾居民对价格的可接受性，保障社会的公平性与可持续性。这里特别指出的是，在评论能源价格高低时，将价格本身和其占家庭消费比重进行国际比较是没有太大意义的，这是由于各个国家资源禀赋不一样，富裕的国家可能价格不高，穷的国家也可能由于成本高而被迫支付较高的价格。因此，对价格高低的正确评价方式应当是看价格是否反映了生产过程的全部成本。

最后，我们也要重视能源安全问题。在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日益复杂的情况下，能源供应是否安全关乎到我国经济能否畅通平稳运行，更进一步，能源供应安全甚至关系到社会稳定和国防军事战备。此外，安全是能源利用技术提高和效率提高的重要基础，能源利用安全问题也是涉及到我国社会能否持续进步的重要因素。因此，此番能源革命应对能源安全问题有所关注。

基于上述标准和分析，改革的目标应当是在确保能源供给的前提下，首要解决污染问题，然后才是调整价格水平的高低。笔者认为，能源革命评估的先后顺序依次为：确保能源供给、治理环境污染、调整经济结构、应对价格冲击、保障能源安全。从我国现有的能源供应体系来看，主要能源满足上述目标的特性如以下图表所示：

就煤炭而言，由于我国的煤炭储存量较为丰富，因此能够满足能源供给、价格低廉以及能源安全的目标。但与此同时，我国煤炭产业链的相关技术和安全设施等方面技术创新不足，使用的煤炭品质不高，燃烧效率偏低，造成大量的资源浪费。在此条件下，煤炭的大量使用无疑会加环境污染物的排放，并且不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但是如果能够实现煤炭的清洁利用，将能有效克服上述问题。

就石油而言，尽管我国通过增加石油进口满足了目前的能源需求，但进口依存度过高会导致能源安全问题不断升级。一方面，我国的石油进口来源地较为集中，对政治、外交等相关因素的依赖性较强；另一方面，石油运输航线和管道等各方面的安全管控也有较大的压力。另外，我国石油价格相对较低，对企业和居民的冲击较小，但价格低廉导致的资源过度使用，使得环境污染治理和经济结构调整的目标难以实现。所以，攻克石油领域的这些困境仍然任重而道远。

就天然气与核能而言，能够同时实现保证能源部分供给、降低污染治理成本、优化经济结构以及保障企业和居民应对价格的能力的目标。但是，由于我国自身的能源禀赋限制以及核能推广的难度，天然气与核能均无法满足“能源安全”的目标，也不能完全保障能源供给。天然气对管道储存和运输等要求较高，形成的管道网络一旦出现问题，就会对供给和安全同时造成负面影响；核能设施虽然发生安全问题的概率不大，但一旦发生问题，其后果的严重程度将远高于其他能源设施。因此，如何在能源革命中合理利用天然气与核能，使其效用最大化，应成为新一轮革命关注的问题。

在水能方面，我们清晰地发现，我国的水能供应体系能同时满足治理环境污染、调整经济结构、应对价格冲击以及保障能源安全的目标。但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的人均水能资源有限，并且水能资源在过去几十年已经得到了充分的开发，进一步发展的潜力不大，在实现能源供给方面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最后，从新能源来看，其推广利用不仅有利于环境保护，而且有助于经济结构调整，因此受到人们的推崇。但是，从新能源发电量和全社会新增用电量的历年趋势来看，新能源发电量在满足电力需求方面的作用十分有限，不足以担当起支撑全社会用能的重任。此外，新能源的开发利用需要极高的成本，导致其价格较高。为发展新能源，使其价格与化石能源具有竞争性，政府从多个方面对相关产业进行支持，耗费了大量的能源财政补贴。如果依靠新能源进行革命，这一财政负担随着新能源比重的增加还会继续增大。因此，依靠新能源实现能源革命是不切实际的。

三、能源革命的“不可能三角”

讨论能源革命，既需要关注效率，也需要关注公平，不能忽略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权问题；既要让市场起作用，在市场失灵部分让政府发挥作用的同时，还得防止政策失灵。由此观之，决策者处于相当困难的境地。在确保能源供给的前提下，我们能否有一个“既能、又能，还能”的打破“不可能三角”、兼顾各种目标的改革方案？若没有，政策目标的优先序为何？完成这些需要的配套措施有哪些？改革的红利如何分配？改革的损失如何弥补？有无配套措施把改革红利和改革成本挂钩，以降低改革的阻力？

我们单看每个维度的改革，实现起来并不是十分困难。例如，第一，确保能源供给，满足企业和居民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尽管不容易但可以做到，即加大能源开发力度和能源进口强度。第二，治理环境污染，可以通过调整能源需求结构，减少煤炭使用达到；还可以通过能源的清洁利用，例如使用脱硫脱销和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技术，来降低二氧化硫等本地污染物和二氧化碳的排放。第三，调整经济结构，可以降低第二产业的比重，淘汰高耗能、高污染产业，同时鼓励第三产业的发展。第四，降低价格对企业和居民的冲击，由于当前的新能源无法满足巨大的新增能源需求，煤炭仍将是满足我国日益增长能源需求的主力军，因此实现途径就是尽量使用低成本的煤炭和技术，不额外投资减少污染所需要的设备和技术，并通过发电市场的充分竞争和政府对自然垄断部分的严格管制，来确保电力价格反映其生产成本。第五，保障能源安全，可通过加强国际合作，规避可能面临的政治风险，保障能源供应安全；另外，通过加强能源利用技术，尤其是保障能源基础设施的稳固，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在五个目标维度中，做到“二维兼顾”也并不困难。例如，确保“能源供给”和“能源安全”同时实现是很容易的，途径之一就是使用那些成本较高，但污染较少的新能源，辅之以使用脱硫脱销技术和二氧化碳减排措施的火电。类似的，“治理污染结构”和“应对价格冲击”也是可以兼顾的，如只使用清洁且成本低的能源。“保证能源供给”和“应对价格冲击”同时实现就更容易了，通过发展成本低的火电就很容易做到。

问题的关键在于，若想同时实现上述五个目标是相当困难，几乎是做不到的，很难找到一种能源结构和体制来确保社会渴望的“既有能源用，又没有污染，价格还便宜”这三个目标能够同时实现。例如，使用成本较高、污染较少的新能源，辅之以火电的方法，在实现了确保能源供给和治理环境污染的基础上，无法在应对价格冲击、调整经济结构和保障能源安全方面满足基本目标：新能源本身的使用成本偏高、稳定性不高，并且极易成为攻击目标，而火电是经济结构中第二产业的重要促成部分，这一方案也只能满足二维的改革目标。又如，使用清洁且成本低的能源这一方案，能够很好地满足治理环境污染以及应对价格冲击的目标，但是在确保能源供给、调整经济结构和保障能源供给方面没有办法满足。发展低成本的火电本身能够满足确保能源供给和应对价格冲击的目标，但如前所述，火电本身对于经济结构调整和环境污染产生的作用都是负面的，无法满足这两个目标；而对于满足能源安全的目标，受制于成本因素，对安全风险的防控和监管力度就会是有限的。或者某两个方法能够实现三个目标，例如使用清洁能源和低成本的火电两种方法结合，可以实现治理环境污染、应对价格冲击和保障能源供给的目标，但这两个方法本身存在冲突，清洁能源本身对成本的要求就比较高，会对冲低成本火电在价格方面的优势。因而，我们说存在某种程度上的“不可能三角”，即“既要、又要，还要”，包含三个甚至以上能源改革目标的方案是不存在的，我们总想充当“既先生”（姓既，名又还），但这是不符合实际的。从政策管理方面来讲，现有的方案哪个能够满足我们的设想？是需求侧管理？涨价？还是数量控制？从能源类别方面来讲，哪些能够实现我们的目的？是新能源？核电？还是煤炭的清洁利用？

由上述问题不难发现，我国决策者在能源革命上处于非常困难的位置。以电力体制改革为例，作为特殊商品的电力，其影响和实际生活中的重要性并不相称。电力的生产、消费和价格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引发热烈讨论。和众多的政策辩论不同，电力的争论常常显得非常诡异――要么截然对立，要么鸡同鸭讲。前者表现在电力行业是天使还是魔鬼、电网拆分与不拆分、调度中心是否独立、输配是否分开等，后者体现在输配分开与竞价上网，环境税与交叉补贴，拆分电网、打破垄断与大用户直供等。单独看，也许每一个提议都是对的，但把它们都放一起来看，相互之间既可能不搭界，也可能相互冲突。诡异的背后其实反映了电力这个商品特殊的地方：技术上需要实时平衡，生产组织上部分有自然垄断性质，发电过程会有大气污染物和二氧化碳等排放，此外，作为生活必需品，电力供应多了生活保障的考虑。因此，讨论电力，既需要效率的角度，也需要公平的角度；既要让市场起作用，在市场失灵部分让政策发挥作用的同时，还得防止政策失灵。推而广之，整个能源领域也几乎面临着同样的争论，在众多需要解决的问题中分出主次，评估改革中正面和负面作用的大小是一项任务艰巨的工作。显然，改革需要尽可能地保留优点，解决问题。

总而言之，能源革命的目标冲突是明显存在的。根据目前的能源发展情况和可能的解决路径，单个目标的解决方案是容易找到的，二维目标的达成在某些情况下也是能够实现的，但是要同时实现三维甚至更多的目标，在目前条件下是一定不可能的。一方面，同一个方案不可能同时满足三个目标；另一方面，两个或者单个方案的组合有可能能够满足能源革命的目标，但是这几个方案之间本身会存在冲突，相互抵消各自的优势作用。

我们谈论改革，总是因为有某个方面做得不好。因此，评估改革，我们需要在考虑我国特定的政策取向的前提下，对现存的产业做个评判，然后提出改革的路径和思路。基于上述讨论，我们将在后续章节对各类能源情况进行梳理，首先对现行煤炭行业、油气行业、电力行业和核电的绩效做简单评估，然后讨论改革方案是否能够解决问题并提出改革建议。

四、能源革命的条件

我国能源革命面临着诸多不利条件和有利条件。其中，不利条件包括革命目标相互冲突、能源供给结构难以优化、地区发展权问题等;有利条件包括能源需求增速趋缓、能效提升具有空间、对污染治理达成共识、居民能源支出所占比重较少、政策工具创新、以及垄断企业具有效率提升空间等。

革命的首要不利条件是目标间相互冲突，各项目标难以同时实现。如前所述，能源革命目标可以分为确保能源供给、治理环境污染、调整经济结构、应对价格冲击和保障能源安全。就单个目标来看，满足起来并不困难，例如可以通过能源开发和能源进口保障能源供给，通过能源结构调整和能源清洁利用治理环境污染。若要同时满足两个目标，也不困难，例如可以通过发展新能源和新火电来达到确保能源供给和治理环境污染的目标，还可以通过发展火电和降低发电成本来达到确保能源供给和应对价格冲击的目标。但是，若想同时满足三个或三个以上改革目标就很难了，甚至可以说不可能。例如煤电可以满足能源供给、维持能源低廉价格，却不能达到利用清洁能源的目标，核电和新能源可以满足利用清洁能源，却不能实现满足能源需求和维持能源低廉价格。因此，在能源革命过程中，我们必须要意识到革命目标之间的冲突，进行必要的权衡取舍。

能源供给结构难以优化指基于我国“富煤贫油少气”的资源禀赋，以煤炭为主的能源供给结构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很难做到改善。在煤炭持续高产量的情况下，我国煤炭占一次能源供给比重长期维持在70%左右；我国石油、天然气储量较低，且石油以濒临开采殆尽，若未来没有新油气田被发现，则二者的需求将主要靠进口满足，因而不具备成为我国能源支柱的条件；我国核电和新能源虽然近年取得了显着发展，但供给量依然很低，尚不足以满足每年的新增用电量，因此也难以发展为主要能源供给来源。基于上述条件，我国能源供给结构优化将存在很大困难。

地区发展权问题指节能减排政策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我国能耗大的地区普遍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并且经济发展依赖于高能耗产业，若盲目对此类地区实施严格的节能减排政策，将严重制约当地的经济发展速度。并且，这些地区的高能耗产业为全国提供了商品和原材料，同时本地承受了较高的外部性成本。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在享受经济欠发达地区提供的产品时，也理应对产地的外部性成本予以补贴。因此，在对能耗高的地区施行节能减排政策时，必须要考虑到其发展权问题，为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留足空间。

上述不利条件或多或少阻碍了能源革命的进程。但是，诸多有利条件也成为能源革命的基础。首先，能源需求增速放缓且能效提升具有空间。虽然由能源消费量历史数据来看，我国近年来能源消费量上升显着，拥有较高的增长率，但是随着我国致力于针对高耗能产业的经济结构调整和技术水平升级，未来能源消费量增长率很可能会出现下降，能源消费总量甚至会出现拐点。特别是，国务院以及提出了到2020年将以此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48亿吨标准煤的目标（《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年）》）。

我国现行的能源政策并没有起到鼓励能源效率提升的作用，以煤耗企业为例，表2-2反映了我国不同煤耗企业的发电小时数情况。可以看出，煤耗水平和发电小时数并没有显着的相关关系。将煤耗水平按从小到大排序，其中最低10%的企业平均发电小时数为5145.7小时，中位数为6741小时，最大值为8139小时，最小值为193小时；煤耗最高10%的企业平均发电小时数为3968.1小时，中位数为3654小时，虽然平均数和中位数都小于煤耗最低10%的企业，但是其最大值到达8573小时，为各煤耗区间企业发电小时数最大值中的最高值。也就是说，存在煤耗水平非常高的企业，其发电小时数也达到非常高的水平，这将非常不利于我国煤耗企业整体能源效率的提升。由各个煤耗区间的发电小时数平均数和中位数也可以看出，在煤耗由低到高的六个区间中，前五个区间的发电小时数平均数和中位数都随煤耗强度增加而降低，而这两个指标又在第六区间出现回升，这表示煤耗最低的企业生产了较多的电力。如果以各个煤耗区间的发电小时数最大值和最小值作对比，结果就更加显而易见了。如前所述，最大值的最高值出现在煤耗强度最高的区间，而最小值的最高值则出现在煤耗强度的第三个区间，这都与电力产量应随煤耗强度增加而减少的情况不符。科学的、鼓励能源效率提升的发电方式应当是使煤耗低的企业拥有高的发电小时数，这可以通过优先购买煤耗低的企业生产的电力来实现。

考虑到我国能耗企业能源效率与产出量不相关的情况，通过政策调整促进能源效率高的企业提高产出，能源效率低的企业退出市场，将给我国整体能源效率提升带来很大空间。

治理污染共识指随着我国环境污染情况日益严重，以及居民收入水平提升带来的对良好环境质量需求的提高，公众对于环境污染治理已达成共识。公众对于环境治理的普遍认同将有利于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排除各类压力，得到社会的认可。

居民能源支出少指我国居民的能源类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很低。能源革命将不可避免地对居民能源消费产生影响，例如能源价格提升将使居民将更多的收入用于能源消费，相应的，用于其他类型商品的支出将会减少。若能源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很高，能源价格提升将对居民消费结构产生很大影响，这也意味着提价将面临很大阻力。然而，我国居民能源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份额非常小，这就表明能源改革并不会对居民的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产生显着影响，因而有利于能源改革的实现。

图2-6展示了2011年我国各省能源居民能源支出占家庭总支出的比重，横轴表示地区，纵轴表示占比。可以看出，能源支出在家庭支出中占比不高，占比最高的地区为吉林省，能源支出占家庭支出的8.1%，占比最低的地区为上海市，能源支出仅占家庭支出的3.2%。

图2-7展示了2011年我国城镇居民家庭消费支出构成的平均水平，横轴表示家庭消费支出类型，纵轴表示各类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可以看出，食品支出是我国城镇居民家庭的主要支出类型，占消费总支出比重达到36.32%。相较之下，能源消费支出占居民家庭消费支出的比例很低，全国平均而言，电、燃料、取暖费、车辆用燃料及零配件消费占家庭消费总支出的比重仅分别为2.53%、1.31%、0.9%和2.5%。

图2-8展示了2011年我国各省城镇居民电费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横轴表示地区，纵轴表示占比。可以看出，电费支出在消费总支出中仅占据相当小的比例，全国平均水平为2.53%，占比最高的地区为贵州省，电费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3.63%，占比最低的地区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电费支出仅占消费总支出的1.51%。

我国居民能源消费支出在消费总支出中所占份额非常低，这就意味着能源价格调整并不会对居民福利产生非常大的影响，这将对我国能源革命提供有利的条件。

政策工具创新指我国政府可以通过多种政策手段的综合运用达到能源革命的目标。在能源革命中，总体思路应当是把该由市场解决的问题交给市场，把该由政府调整和监管的收归政府。政府可以通过财税改革、补贴、监管等多种政策工具调整市场失灵，例如利用加收资源税和差别增值税率将外部性内部化并同时减少税收改革对公众的影响，通过维持电力领域的交叉补贴来实现中国特色的“绿色双重红利”，以加强政府监管的方式实现能源的清洁利用和自然垄断领域的生产成本监管。由此可见，政策工具的创新将为我国能源革命提供一层重要保障。

垄断行业效率提升指我国能源领域内的垄断部门仍然具有很大的效率提升空间。政府可以通过加强对自然垄断部门，诸如油气和电网的监管来提升效率。例如加强对油气产品质量的监管，提高油品质量；完善对输配电环节的监管，防止企业过度投资的“A-J效应”和X非效率问题，健全输配电成本核算方法。垄断部门的巨大效率提升空间将为我国能源改革提供目标和用武之地。

正确认识我国能源革命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将有助于增强能源革命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使能源革命有的放矢、张弛有度。而在研究中我们发现，我国能源革命的有利条件居多、时机成熟，现阶段推进能源革命是顺势而为，能源革命必将突破重重阻难，打开能源发展新局面，切实推动中国能源的可持续发展。

专栏节能减排的发展权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能源消费革命提出，要“坚决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在此过程中，对能源这一投入要素的绝对量进行控制。但是，能源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将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无论从能源消费总量还是煤炭消费总量上看，以人均GDP衡量的经济欠发达地区，例如四川、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和内蒙古等地，同时也是能耗大省，其能耗和煤耗均在平均消耗量以上。从节能减排的角度看，这些能耗大省应严格实行能源强度和能源消费总量的“双控”政策，但这将对其未来发展权造成损害，也限制了其发展空间。

图2-10和图2-11分别表示了2012年我国各省人均GDP与地区能源消费总量和煤炭消费总量的分布。其中，各散点表示各省在象限图中的分布位置，横轴分别对应地区能源消费总量和煤炭消费总量，纵轴对应地区人均GDP。将图分为四个象限，从右上方逆时针排列，分别为一、二、三和四象限。分布在第一象限的散点为能源或煤炭消费总量高，且人均收入水平高的地区；分布在第二象限的散点为能源或煤炭消费总量低，而人均收入水平高的地区；分布在第三象限的散点为能源或煤炭消费总量低，且人均收入水平低的地区；分布在第四象限的散点为能源或煤炭消费总量高，而人均收入水平低的地区。由象限图可见，北京、天津和上海都属于能源消费少而人均收入水平高的地区，对这类地区进行能源消费控制并不会对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造成显着影响；相比之下，河南、河北和山西都属于能源消费多而人均收入水平低的地区，从能源消费控制来看，这类地区作为能耗大省，应当施行严格的能源强度和能源消费量控制，但由于地区经济欠发达和对能源的高度依赖，严格的“双控”政策将对其未来发展权造成损害，限制地区发展空间。

图2-12、2-13、2-14和2-15分别表示了2012年我国各省人均GDP与地区各类污染物排放量的分布。其中，各散点表示各省在象限图中的分布位置，横轴分别对应地区各类污染物排放量，纵轴对应地区人均GDP。将图分为四个象限，从右上方逆时针排列，分别为一、二、三和四象限。分布在第一象限的散点为污染物排放量高，且人均收入水平高的地区；分布在第二象限的散点为污染物排放量低，而人均收入水平高的地区；分布在第三象限的散点为污染物排放量低，且人均收入水平低的地区；分布在第四象限的散点为污染物排放量高，而人均收入水平低的地区。由象限图可见，北京、天津和上海都属于污染物排放量少而人均收入水平高的地区，好的环境质量作为一种正常品，其需求将随着居民收入水平提高而上升，因而北京、上海等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居民更加重视环境污染问题；相比之下，河南、河北和山西都属于污染物排放量高而人均收入水平低的地区，从这类地区居民的角度来看，他们对环境质量的需求并没有北京、上海居民那么高，并不希望地区经济发展受到减排的严重制约。

在经济发展与节能减排的问题上，发达国家与中国的关系就像北京和河北的关系一样，人均收入水平高、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少的发达国家相当于北京，而人均收入水平低、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高的中国就相当于河北。中国拥有大量高能耗行业，为世界各国提供商品和原材料，同时自身承受着环境污染的外部性，而高二氧化碳排放量还被发达国家诟病。国际上一直要求中国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中国也确实就此努力，制定二氧化碳排放额度并积极建设碳排放权交易制度。但是，国际上在对中国提出减排要求时，也应当考虑中国现处的发展阶段，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在积极履行减排义务时，也应当拥有足够的经济发展空间。

专栏抑制高耗能产业的扩张是控制能源总量的关键

主流观点通常认为经济发展必然带来能源需求的提高，然而这并不必然。具体来看，2012年上海、河北与山西GDP分别为21602.1、28301.4与12602.2亿元，但就能源消费量来看，三省市分别为11362、30250、19336万吨标准煤。可以看出上海经济总量虽高于山西，但能源消费量较山西少近800吨标煤。从上海与河北的比较来看，河北经济总量虽高于上海30%左右，但其能源消费量却达上海3倍之多。从三者的产业结构来看，河北以钢铁行业为主导产业，山西以煤炭开采业为主，而上海第三产业占比较重。可见，对能源消费的分析不能仅仅从经济总规模来考虑，而应该从产业结构视角出发。产业结构与能源需求的匹配问题才是经济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长期以来，我国能源消费主要集中在工业部门，工业能源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已连续多年维持在70%左右。而在工业部门内部，“高能耗、高污染、低附加值”的钢铁、水泥、化工等高耗能产业是导致工业能耗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从这个角度来看，高耗能产业的用能需求才是促使我国能源需求持续上升的根源所在。

近几年，我国多次出现全国性与季节性电荒事件，各项数据均显示问题出现在高耗能产业上。具体到行业来看，我们以钢铁行业为例。图2-16展示了2003-2011年的钢铁产量增长率和电力消费增长率的月度数据，其中横轴表示时点，纵轴表示增长率。可以看出，钢铁产量增长率和电力消费增长率的变化趋势大致同步，且电力消费增长率变化滞后于钢铁产量增长率。虽然仅以此图无法判断二者具有因果关系，但是两者间的相关关系显而易见。可见，钢铁行业作为高耗能行业中的用能大户，其发展与电力消费量的变动息息相关。

针对钢铁产量增长率和电力消费量增长率的相关关系，我们将二者做一元回归，以钢铁产量增长率作为自变量，电力消费增长率作为因变量，拟合结果如图2-17所示。各散点表示拟合样本，即2003-2011年各月的钢铁产量增长率和电力消费增长率。其中，横坐标对应的是钢铁产量增长率，纵坐标对应的是电力消费增长率。直线表示回归结果，斜率为1.051，即1%的钢铁产量增长率会带来1.051%的电力消费增长率。回归结果的R2为0.4795，表明钢铁产量增长率可以解释约48%的电力消费量增长率。

当前，我国高耗能行业能耗过高，其根本原因在于能源使用效率较低。由于我国高耗能行业工艺水平与设备落后，这导致在能源利用过程中浪费严重，能源强度很难下降。另一方面，我国高耗能产业过度扩张导致产能过剩，在技术水平未得到提升的情况下，产量的增加必然带来能源的过度消耗。此外，一些地方政府由于经济下行压力，对高耗能产业发展存在路径依赖，对高耗能产业的过度保护现象严重，使得高耗能行业盲目发展。因此，为实现能源消费总量控制目标，加快高耗能产业的调整步伐刻不容缓。

基于上述讨论，我们将在下面章节对各类能源现状进行梳理，并分别对现行煤炭行业、油气行业、电力行业和核电的现有改革绩效做简单评估，然后就实现能源革命的最优途径从政府与市场两个角度分别进行深入分析。

明日将会继续连载报告能源革命的路径部分，敬请留意。

《中国家庭能源消费报告》热点回顾：

中国人民大学能源经济系在全国26个省对1450户家庭进行了第一次家庭能源消费问卷调查。此次微观调查数据不仅有助于理解当前家庭能源消费的模式与城乡差异，同时还可以通过深入分析和挖掘来识别家庭节能的潜力与障碍，并对相关的能源政策进行定量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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