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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静：成为独立调查者之前
文丨刘珏欣
【本文原载于 微信公众号 南方人物周刊（ID:peopleweekly）】
被柴静自费百万拍摄的《穹顶之下》刷屏了吗？技术问题另当别论，总之她又做了件了不起的事。翻翻旧日柴静，看看她的变与不变。
▲ 2000年，她还是湖南卫视“新青年”主持人，进了央视后，这个头发很快被剪短了，穿上了套装，坐在主播台上，想着自己脸上的表情、语言、化妆、衣服。这一场下来什么都得想，不知道怎么才能忘掉自己。陈虻说：“回家问你妈、你妹，她们对新闻的欲望是什么，别当了主持人，就不是人了。”（图/王轶庶）
▲ 2000年，柴静一家的合影。父亲现在还一个人住在山西，他把这张照片放得很大挂在客厅墙上
▲ 采访非典
▲ 广西板烈，采访卢安克
▲ 青岛，采访同性恋专题
▲ 采访汶川地震时和杨柳坪村民合影
▲ 2012年12月15日，北京首都图书馆，柴静（中）在新书《看见》首发式上与邱启明、张洁、白岩松、全勇先、牟森、周云蓬、杨葵、王晓、张立宪、陈晓卿、罗永浩合影（图/商华鸽）
柴静最大的恐惧来自视力表。
8岁的她站在教室走道里，捂着左眼，老师拿着小棍点着视力表最底下一行。她早就近视了，但谁也没看出来，因为她背熟了最后一行。老师喊着：“1.5，下一个。”她不动声色回到座位上。
之后多年，她都可能梦回这个其他人听来觉得很普通的一幕，那是她童年最恐惧的一幕。
采访德国志愿者卢安克时，一向告诫自己在电视采访中要约束个人感受的柴静绷不住了，她鬼使神差地讲了视力表的故事，几乎是在向卢安克求助：“我最大的恐惧就是跟别人不一样，我会被挑出来站在什么地方。大家说，看，她跟我们不一样。怎么才能克服这种恐惧？”
“我看到曼德拉说的一句话：如果因为怕别人看到就不做自己觉得该做的事情，把它隐藏起来，那就等于说谁都不能做这个事情。如果自己把它做出来并让别人看到，那就等于说谁都可以这样做。”总是拒绝见记者的卢安克说，他就是因为这句话才考虑接受柴静的采访。
2011年，突然离开《新闻调查》、辗转几个栏目后的柴静加入改版后的《看见》。视力表正是栏目LOGO。她向制片人求饶：“可不可以不要用这个啊，我最恐惧的就是视力表。”那是条件反射式的恶心。可那LOGO已经存在一年多了。《看见》主编、老搭档范铭嬉皮笑脸地说：“没事，当对你的锻炼。”柴静哀叹：“你这个残暴的人。”
2012年底，柴静出了自己的第二本书，耗时3年，写自己在央视的10年，书名《看见》。“不是因为栏目叫《看见》，书才叫《看见》，我是想到了‘看见’，才发现它是我栏目的名字。”印刷前一天，等着心里的话沉淀完又浮出来，柴静才在飞机上沤出了序言：“看见，就要从蒙昧中睁开眼来。”“就像叶子从痛苦的蜷缩中要用力舒展一样，人也要从不假思索的蒙昧里挣脱，这才是活着。”
10年，柴静有了越来越多的侧面像：从温婉轻暖的电台深夜节目主持人，到最刚性的《新闻调查》栏目里最爱做硬调查的出镜记者；从有意识地把博客作为工作传播平台，在兴起的互联网上赢得大名，到拒绝开设公开微博。她在博客里写下采访相关的手记，也写下其他人物小传，关于她的朋友或她热爱的历史故人，每一篇都传播甚广，她甚至因此开始获得文学奖项。人们渐渐知道她作为少数女性常出现在京城文化人的“老男局”上，比照林徽因传开了“柴徽因”的称呼，这并不算个好词。
喜欢她的人觉得她知性、克制、善解人意，讨厌她的人觉得她做作、爱背语录、爱自我感动。她说自己从2006年开博客时起就学着承受所有评价：“你能承受得起代价，你才配得上说我想要言论上的自由，没有一尘不染的自由。”
能让她兴奋起来说个不停的有两个话题：一个是她与闺蜜范铭、郝俊英的打拼、别扭与甜蜜；一个是她做过的、正在做和将要做的选题。这两个话题其实也算一个话题，柴静把它称为“归属”――“以前我认为归属是在一个集体当中，有志同道合、价值观相同的人做事情。离开《新闻调查》影响了我对归属的看法，我现在觉得，归属就是创造。过去在《新闻调查》的归属，是因为我们一起创造了一件事情，我们同时都属于它。”这是卢安克的观念，只有一个人归属于一件事、一群人、一个社会，而不仅仅是因为规则和秩序，才会有认同和发自内心地去守护它的愿望。
看见，是一个睁开眼的过程，“是从一种模式化或无意识的对生活的理解当中不断挣脱出来的过程。”柴静说。
这个过程可能会有痛苦，这个过程永远没有尽头。
丨“理想和现实之间，是有差距的”丨
唐涤非带着女儿走进广州太古汇商场时，本来只是想在柴静讲座上安静看一眼这位十多年前的老同事。可刚下电梯，她就被后来让人评论为“黑云压城城欲摧”、“堪比春运火车站”的人群惊着了。几乎每人手上都拿着蓝色封皮的柴静新书《看见》。
2012年12月22日下午5点，讲座开始前两个半小时，1800平米的方所书店就不得不关门清场，因为店内已经挤得插不进脚。书店外的人渐渐上千，蔓延开来，占满附近的时装店或香水店门前，几乎没人进去买点什么。不满的商家陆续向太古汇商场投诉。
“这肯定是太古汇开业以来参加活动人数最多的一次，远超过我们负荷了。”活动策划负责人徐淑卿提起这个，自豪而不安。
《看见》的首印数50万册是个令出版界咋舌的数字，刚铺完货又再加印了。亚马逊、当当、京东等各大图书销售网站上，《看见》都占了热卖榜首。“现在的出版业，一本书印一两万册就算成绩不错，10万册已经是畅销书。”一位出版界人士介绍。
唐涤非没想到柴静的影响力大到如此。即使预订了座位，她也没挤进去。女儿是柴静的“粉丝”，嘟囔着“妈妈，我很想进去”。唐涤非只好四处联系，未果，最后拨通了几乎从未打过的柴静电话，终于进场。
十多年前，两人在湖南文艺广播电台主持同时段的深夜节目时，没想过会如此再相见。柴静记忆中的唐涤非齐腰长卷发，波希米亚风格。现在，她是11岁孩子的妈妈，华南农业大学艺术学院传媒系副教授，从传媒界辗转到学界。唐涤非记忆中的柴静，爱宅在屋子里看书，穿一件黑色斗篷式的长大衣，走在湖南冬天的雪地里，齐腰长发，“苹果脸圆溜溜的”。
苹果脸是柴静当年痛处。广州讲座当天，有读者拿着电台时期的合影来签名。“我差点儿把他灭口！小胖妞。”和我说起这个，柴静难得地咯咯笑起来，总爱戴着的围巾垂下一角，露出的细瘦脖子似乎要努力才撑得住头颅。
那天晚上，唐涤非的学生们也挤在书店外。没买到书，没签成名，连照片也没拍到。知道了老师与柴静认识，他们大声地“哇”：“柴静是我们这些男生心中的女神。”“她好漂亮，长得像桂纶镁！”
唐涤非也“哇”：“有没有搞错！你们太夸张了吧！”想一想，见到学生又说：“那你们努力把柴静当目标吧。”学生们表态要学柴静，做一个有理想的新闻人。
“希望你们梦想成真，但是……”唐涤非的重点在后半句：“理想和现实之间，是有差距的，你们做好准备。”
丨被一把推进新闻的丨
柴静铁杆闺蜜三人组中的郝俊英从小的梦想是当记者。她辞了高校老师的工作，奔向中央电视台，“就是冲着《新闻调查》去的”。辗转到第三个岗位，她如愿以偿。范铭更是家学渊源，外公和舅公1932年就在无锡创办了《人报》，宣传抗日。跟这两位比起来，柴静懵懵懂懂，“是被一把推进新闻的”。
2000年，24岁的柴静接到《东方时空》制片人陈虻的电话，请她来做新闻节目《时空连线》，每天16分钟的时事评论。“我们要给白岩松找个女搭档。”
直到8年后陈虻因胃癌去世，柴静也没有问过：为什么找我啊？当年那个湖南卫视《新青年》节目的主持人，穿着套装在演播室里做人物采访。再之前，她在深夜电台里念着听众写来的婉转故事，觉得情绪差不多了，就把音乐键推上去。更之前，她是长沙铁道学院会计专业的小女生，跟新闻没什么关系。
陈虻只跟柴静提过，看到她是在一期湖南卫视的节目宣传片里，也没听清她在说什么，只是一瞬间觉得，这个人说话方式还有点意思。他从没解释过怎么算有点意思。他喜欢一再强调，主持人最重要的是要有思维的个性。
本来觉得“体制里的工作我干不了”的柴静，因为参加了一场新闻评论部的年会，决定留下来。两年后，这样的年会视频“东方红时空”在刚开始高速发展的互联网上疯传，颠覆、荤段子和理想主义齐飞，震得无数网民目瞪口呆――平日一脸正气的白岩松穿着地主大褂跳唱RAP讲粗口：“80年代的电视没有办法看，80年代的记者没啥事情干，大会小会开不完，电视要玩完……”一向端正严肃的敬一丹穿绿军装、戴红领章做主持，串场词是：“残酷啊！现实！这正是中国人不堪忍受的所谓文化生活。这样的夜晚，除了创造人类，我们还有什么追求？我们曾经一忍再忍，如今已经忍无可忍。”大家舞着红绸跳秧歌：“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一脚踏进评论部啊，自由自在开始新生活啊，呀呼嗨嗨，咿咯呀嗨……”
此时仍是央视新闻的黄金时代。1993年5月问世的《东方时空》拉开了中国电视新闻改革大幕，然后1994年开播《焦点访谈》，1996年开播《实话实说》和《新闻调查》。
《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央视副总编孙玉胜以这样的书名总结1993年至2003年的央视新闻。“这是个各方面都能接受的含蓄说法。”《新闻调查》第四任制片人张洁觉得，改变语态的背后是革命性的理念。
新闻评论部的人们热火朝天挤在中央电视台西门外曲折几百米的小巷深处，这座三层小楼被大家称为“南院”。
刚从《南方周末》常务副主编职位离开的钱钢，2001年被白岩松短暂拉到《时空连线》。办公室很小，钱钢常搬出三四个椅子，和来访的朋友们高谈阔论，紧挨着旁边办公桌。那正是柴静的桌子。钱钢记得：“她应该挺注意我们聊天的内容，有时候听着听着就笑起来。”
“柴静很注重吸纳不同代际的人的思想，非常努力把根往土壤深处扎，想走得更深一些。”多年交往后，钱钢这样评价。
丨“每天努力就是为了让别人不要注意到我”丨
“司长大还是局长大？”《时空连线》的人们逗刚来的柴静。她真不知道。
旁边《实话实说》的节目策划丁洪亮是柴静电台时期的老同事。1990年代中期，他们4个同一年来的年轻人住在电台办公楼的顶层，每天一块出去吃盒饭。3块钱四菜一汤，4个人一起，12块钱能摆一大桌子。
那时，柴静挣脱了分配的会计工作才能来到电台。她主动请缨要在周末放花鼓戏的时段做节目，游说领导：“可以省下一个放磁带的人工呀对不对。”终于如愿。
每周末晚上22点31分，柴静在夜色里柔声说：“您现在听到的是调频97.5兆赫，湖南文艺广播电台的《夜色温柔》，我是柴静。”到了23点28分，她说结束语，念收信地址：“你写《夜色温柔》柴静收，就可以了。火柴的柴，安静的静。”
从不相识的人那里，柴静获得无数知己感。端着装满信和音乐的篮子下楼，在黑暗里想“可以死而无憾”。
二十出头的柴静常忧伤。描写“坐在紫云英盛开的田野上”，会给“黄昏”前加上“归于寂灭的”；看到“天色苍灰茫然”，会觉得“人如置身时间荒野”；第一次节目火爆，会写“可见似锦繁华的夜，处处有寂寞的信徒”。这些文字写在柴静第一本书《用我一辈子去忘记》里。现在的柴静说：“这本书我都没有从头到尾看过。”那里面没有对自己的反思和批评，只有情绪和结论，“通篇都是我我我”。
丁洪亮觉得柴静那时与人交流就很有分寸感，善于捕捉细节，适应力强，作为山西人居然也能很好地融入并热爱长沙生活和辣味。丁洪亮印象最深的是，柴静的思想比较独立超前，这不是很招领导喜欢的属性。电台成立一年多时，柴静在长沙一家高档歌厅办听友会，现在看是平常事，但在当时是前卫的。同事们都去。丁洪亮记得台长去前犹豫了一下，“他拿不准这个事算什么情况”，最后还是去了。
4年里，柴静没有误过一场节目直播，风雨无阻。这不是易事。但比起她进入新闻评论部后工作的努力程度，丁洪亮觉得柴静在电台时期只能算用心，“那时她还比较追求自己的一种生活状态，有些浪漫因素在里边。”
丁洪亮更喜欢柴静在《新青年》时的状态，觉得她“整个人爆发出一种新鲜感，往外迸发力量，潇洒张扬，不像后来，看着就痛苦纠结。”
郝俊英也是在《新青年》第一次看到柴静，“头发软软的，垂在肩上，穿一身豆青色套装，妆比较淡，谈话很有文化气质。印象特别深，觉得她不一样，挺清新。”后来再见柴静，她已经在《时空连线》，剪成了齐耳发，头发吹很高，化精致的妆，眼睛不停眨。老郝一眼就看得出来那些提问不是发自内心：“觉得她好做作。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擅舞水袖的女子被按住扎实练马步。陈虻嫌她：“你简直矫揉造作不可忍受。”年底晚上，同事模仿她，披条披肩，穿着高跟鞋和裹腿小裙子，两条腿纠结在一起坐着，把垂在眼睛上的头发用手一拨，摸着男生的手细声细气：“你疼吗？真的很疼吗？真的真的很疼吗？”底下一片哄笑。
改变既成的自己是很痛苦的事，尤其这还得粉碎自己以往的所有经验和自信。柴静说：“我感觉已经不是为胜利在工作，而是为躲开恐惧而工作。每天努力就是为了让别人不要注意到我，第二天开会千万别说我，别说我。特别羡慕开电梯那个人，因为没人注意他，他的工作不会失败，按一个钮就可以了。”
丨“你们不怕死不等于别人不怕死”丨
《新闻调查》制片人张洁很早就注意到柴静了。他有下属是《新青年》时期柴静的粉丝，向他推荐关注此人。一扭头，发现她已经来了央视。
和柴静闲聊几次后，张洁对她的评价是“绝顶聪明”、“文艺青年”、“触觉非常敏锐”。他盘算着挖柴静来做《新闻调查》每年有几期的人文类节目，“我判断这一路数柴静能做到极致”。
谁都看出来基本不懂时政的柴静在《时空连线》有些别扭。“我们开玩笑说，白岩松气场太强了，压根就没有柴静喘息的机会。”以前试着给《东方时空》总主持人每天3分钟，随便说什么，白岩松一口气过，毫不磕巴。有的主持人3分钟要录3个钟头。“柴静在那不就是扬短避长吗？比如白岩松不值班了让她去盯班，那落差太大。”张洁想挖柴静，可她新来没几个月，先等着吧。
钱钢记得，白岩松那时也想把柴静放出去，到新闻现场历练，而不是塑料人般只坐在演播室里，没想到这一放就收不回来了。
2003年，《新闻调查》的4个出镜记者走了两个，王志去《面对面》，董倩去新闻频道筹备组。梁建增主任像给补偿似的，问张洁：“给你们一个人要不要？”他居然主动说了柴静，正中张洁下怀。
4月17日，柴静来《新闻调查》报到。本来被定位为擅做人文类节目，遇上的竟是能够报道“非典”的第一天。张洁问柴静敢不敢做，柴静说敢。
“柴静对人的理解非常到位。说实话，此时我信任她去做‘非典’就基于这一点。”张洁说。
根据收视率统计，超过七千万人看到了浑身上下包成白粽子的柴静走进“非典”病房。她一举成名。播出第二天，宾馆门口拉起来隔离带，一直连到“记者专用电梯”。宾馆只知道这帮人在拍‘非典’，看了节目才知道他们进了病房。
办公室早就回不去了，有人跟张洁说：“你们不怕死不等于别人不怕死。”张洁讷讷给7人摄制组说不要再去“南院”时，知道他们很受伤。
书里柴静调侃，张洁莫名其妙拿着花跑来，还一一拥抱。张洁觉得这可不是莫名其妙，他每天去跟他们一起吃饭，一个月不回家，搭个行军床住在办公室里。“我想让他们知道，咱们是一体的，你们得病我也得，你们死我也死。你们要拍出个片获国际大奖了，我也是其中一个。”
把三个代表系列报道都做成了揭黑报道
勇气可以一时涌起，但并不能完全让张洁相信，柴静可以做硬调查。直到这个姑娘主动说要做人民医院“非典”感染内幕，张洁一下觉得“我呼唤已久的记者来了”！他拿出之前定义的一堆记者标准往柴静身上套，比如好奇心、新闻敏感性、交际能力、深入提问能力、团队领导力……全都吻合。
《新闻调查》其实好多年没怎么做深度调查，尽管它作为“大片组”1996年创办时就提出要做这个。第一期开拍的《西古县村纪事》正是张洁操刀，拍村民选举，但没能播出。正是舆论监督旗帜《焦点访谈》开播两周年，“无数大员告状，想灭掉《焦点访谈》。此时不好再出一个这类栏目。”张洁记得。
第二期节目讲高楼抛妻案，调查家庭暴力。比起第一期讲贫困生《宏志班》的中性事件，这是负面新闻。“被要求紧急调整，以前准备的节目都废了。夏骏临危受命，两星期抢出一期《中国的品牌》，讲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后，中国品牌慢慢被吞食。一下子把栏目救了。我们后来做医疗改革、公交改革、住房改革、铁路改革……理性思辨的东西，在知识界口碑特别高。”张洁说：“但它毕竟不是你的本体，一年靠这个保生存，第二年慢慢向新闻性事件过渡，3年以后过渡到内幕调查。”
两年后的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正式颁布。和《西古县村纪事》题材类似的《大官村里选村官》不仅播出，还成了极难得的“通吃”节目：观众喜欢，领导喜欢，还得了国际纪录片大奖。这一年，第一期真正的“硬”节目《透视运城渗灌工程》也问世了。
2000 年底一次改版，《新闻调查》节目后悄悄附上了宣传小片：很污垢的玻璃板被几下擦亮，写上了“探寻事实真相”。张洁提到这笑不停：“我们想领导会不会来骂我们？当天没人理，第二天也没人，过了一个星期也是。后来我们就知道，中国的媒体，已经到了可以向中国社会承诺说：我要探寻事实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