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斯坦福学生基思?拉布伊斯（Keith Rabois）进行了一次旨在测试言论自由极限的行为试验，他在导师宿舍外面狂喊，“同性恋！同性恋！希望你们得艾滋死掉！”这次挑衅事件最终让拉布伊斯离开了学校。泰尔当时也在法学院，他身任斯坦福联邦主义协会主席兼《斯坦福评论》创始人，后者比臭名昭着的激进派刊物《达特茅斯评论》文化气息更浓厚一点。这次事件后不久，泰尔决定和好友大卫萨克斯一起合作写一本书，揭露校园里政治正确性和多元文化论的危险性。萨克斯说，“泰尔很早之前就想写这样一本书，过去你如果问我‘他将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我肯定会说，‘他将成为下一个威廉?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或乔治?威尔（George Will）。’不过，我们知道他想要赚钱，而且不是小数目。他就像是巴克利打算先成为亿万富翁，然后开始做学问。”

最终，《多元化神话》（The Diversity Myth）于1995年正式出版，这也是泰尔的唯一着作，比起巴克利所着《上帝和耶鲁人》（God and Man at Yale），这本书倒是更具有蒂尼西D'索萨（Dinesh D'Souza）的文风。作者在书中列举了一个又一个例子，来表明认同政治在校园内的过度盛行，并警告这种认同政治将导致美国走向偏狭，如果说不是集权主义的话。他把拉布伊斯事件看作是一个面临政治迫害时所展现出个人勇气的案例，他这样写道，“他的举动直接地挑战了我们最为根本的禁忌之一，即为同性恋行为和艾滋建立关联意味着，多元文化论者最喜欢的生活方式之一可能增加他们感染疾病的可能性，意味着并不是所有生活方式都合乎情理的。”

泰尔并没有告诉萨克斯自己性取向的问题。萨克斯回忆到，“那时候泰尔还没有出柜。”事实上，直到2003年泰尔才向自己的朋友公开自己是同性恋，那时候他35岁左右。他问朋友，“你知道有多少金融业的人会出柜吗？”他不想自己的性取向问题会对工作造成影响，他解释道。

虽然他从和不和别人讨论同性恋话题，但是泰尔表示，他希望自己从来没有写拉布伊斯的那次事件。他说，“在我脑海里，身份认同以各种细微不同的形式存在。我认为，同性恋者、黑人和女性对此都有深刻而不同的体会。我也认为，大家对此有夸大的趋势，把它上升到了意识形态领域。”但是，他十分反感所谓的政治正确性，他认为这种意识形态是十分狭隘的。《多元化神话》这本书如今可能会让泰尔有些尴尬，因为里面提及的校园内的政治正确性比起目前美国这个国家的诸多问题根本不算什么。

泰尔在一个基督教家庭里长大，他本人信仰基督教，不过，他形容自己的信仰“多少有点异端，”这和他信仰文化自由主义有关。他说，“我信仰基督。但我并不试图劝服其他人也保持和我一样的信仰。”（很难想象泰尔会针对其他话题说出这样的话。）索尼娅?阿里森（Sonia Arrison）是《100+》一书的作者，这是一本研究关于如何延长人类寿命的书。二人相遇于2003年，那时候泰尔正在就美国宪法的失败举行一场午餐演讲会。8年之后，俩人成为了好朋友，不过索尼娅表示并不了解泰尔的宗教信仰。她表示，“他从来都不会谈到这些。他认为我应该知道。他从来不会说起他信仰上帝。”

泰尔认为，信仰之于经验论就像是技术之于全球化进程。他解释道，“技术能够导致奇迹般的超自然创造，全球化则导致自然的均变演化。技术能够创造出本来不存在的新事物，而全球化进程则是不断地复制本已存在的事物。”对于拥有同性恋和基督徒的双重身份，泰尔表示，“很明显这让我变得很复杂，但是我仍然不喜欢以意识形态的方式来处理事情，因为这种方式将意味着你必须放弃所有信仰。”

朋友们都认为，他的多重身份并没有对他最重要的理念产生影响。他本人也不喜欢分类贴标签，他自我解嘲道，“我能想到一些案例来说明人们是如何贴标签划分彼此的，但是我觉得那没什么意思。同性恋身份可能让你在某种程度上觉得自己是个不被社会接纳的局外人，关于同性恋有好也有坏。但是，它也会让你感到不自然。可能因为我有天赋且有点内向（而不是因为同性恋身份）才更加深了我这种局外人的身份。可能也是各种因素的综合才变得这样。也许我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局外人。”

“意识形态”是泰尔最讨厌的词语之一，另外一个词是“政治”。但是，泰尔早期在举办《斯坦福评论》刊物时也曾经积极地投身政治。他于斯坦福法学院毕业后，曾经担任美国联邦法官书记员的职务。后来，他先后向大法官安东尼?斯卡里亚(Antonin Scalia)和安东尼?肯尼迪（Anthony Kennedy）递交过最高法院书记员的申请，均告失败。日后在商业上的成功为泰尔带来了巨大的财富，这让他在美国共和党政治中产生了影响力。2008年总统竞选初期，他向来自德州的自由意志主义者代表罗恩?保罗（Ron Paul）进行了捐助；在普选中，他又对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进行了捐助。他还对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参议员吉姆?德明（Jim DeMint）和弗吉尼亚州的代表埃里克?康托尔（Eric Cantor）进行筹资，两位都是反政府的茶党领袖。

2009年，他为一个保守自由派组织捐赠了1万美元，之后，这笔钱被该组织用来资助年轻的激进主义政治家詹姆斯?奥基弗（James O’Keefe）。奥基弗随后制作了秘密视频影像，在这个视频中演示的是教授人们如何偷税漏税、贩卖人口和从事儿童色情活动。这个视频的内容被认为是误导了大众，遭到各方面的声讨，泰尔在接受《村声》（Village Voice）杂志采访时表示，他之前对这个视频内容并不知情，不过他并对此并不反对，但是人口贩卖这类活动除外。去年，他在自己位于联合广场中的曼哈顿公寓中举办了一次募资活动，旨在为保守派同性恋群体GOProud筹款，还邀请了右翼评论员安?寇特（Ann Coulter）为特约演讲人。（去年，他参加了一个针对同性恋婚姻的筹款活动，他还为保护记者委员会进行了捐助）。泰尔还时常会因为某些话语激怒公众，比如下面这段摘自他的文章《论一名自由意志主义者的养成》中的一段话：

上个世纪20年代，是我们得以对政治抱有希望的最后十年。自此以后，福利的受众开始大量增加，女性也开始获得投票权，这两股力量使自由意志主义获得选票变得更加困难，这也让资本主义民主的概念变得自相矛盾。

虽然米歇尔?巴赫曼（Michele Bachmann）曾经把同性恋说成是“个人化的奴役”，里克?佩里（Rick Perry）则把这种行为方式比作是酗酒。不过，泰尔说，比起布什和卡尔.罗夫之前的政治主张，2011年的共和党的主张更具有开放性和容忍度。泰尔相信，同性恋婚姻不再是共和党竞选中制造争端的话题，对于那些对同性恋充满敌意的保守派们，他说，“很多人情感上有些问题，政治是抒导的一个途径。”对于共和党不相信科学，他也觉得不是没什么了不起。泰尔自己，可能处于逆向思维的习惯，他对于达尔文进化论也不完全相信，“我认为它是可信的。但是，也有可能它还不完整，它可能需要一些补充，尽管可能是一些不那么重要的内容。”全球变暖也“应该是真的，”但是由于政治的笼罩，让人们无法客观地处理这个问题。在泰尔看来，科学离政治越近，就会变得更加模糊不清，也更加不确定。

可能正是因为这些早期的政治活动，让泰尔逐渐开始对政治反感。他对于政治能够解决最根本问题表示怀疑，认为自由意志主义者不能赢得选举的胜利，因为大多数美国人都不会为放任自由的资本主义投票。“乐观点说，政治很遭，最坏的说法是，政治是丑陋的伎俩。因此，我觉得，如果我们过去少搞一点政治，现在情况会更好。迪斯雷利曾经说过，所有职业政治家都将以失败而告终。”（其实这句话的原作者是英国政治家伊诺克?鲍威尔，原话更让人绝望，“所有职业政治家的生活都将以失败而告终，除非在春风得意的当口隐退。”）后来，泰尔没有参与2012年的选举资助活动。他把时间和钱财花在打造“自由的机制”上，这样技术才有可能打赢这场仗。

三月末，泰尔举办了一个小型的宴会。他的房子坐落在要塞公园和海湾之间，毗邻旧金山艺术宫剧院。一个装满科幻小说和哲学书的书架、一副棋盘，似乎在诉说着住在这里主人的生活方式。另外一边是起居室和餐厅，装潢得很得体，可以显出主人无可挑剔的品味。泰尔的个人助理，几个身穿黑裙的金发女郎，不停地为客人斟酒和带领刚刚到达的客人就坐。一共会有三道菜，其中一道菜客人可以从清蒸野鲑鱼和平底锅煎甜椒玉米饼中自发选择。

这是一次隆重的烛光晚宴，这种场合让泰尔的客人和泰尔本人都显得有些不合时宜。泰尔的客人有萨克斯，他是泰尔在斯坦福的好友兼《多元化神话》一书的合着者；有诺斯克，他是任职Founders Fund的一名生物科技专家；有尤德考斯基，一名人工智能研究者，此外，他还是一名自学成才的典型，8年级时辍学，出版过一本网络同人小说《哈利波特和理性之道》，这本书改写了原着，从科学方法的角度来解释哈利所拥有的魔法力量；还有帕特里?弗莱德曼（Patri Friedman），他是海洋家园协会（Seasteading Institute）的创始人，此人个子不高，头发乌黑蓬乱，有一撮小胡子，他的打扮像Raskolnikov一样古怪得不合时宜。他住在硅谷一个代表自由和爱的自由意志主义社区里，这个社区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关于这个社区，他经常发布博文和微博，“就像是多妻制一样，它可以刺激政府更具竞争力：更多的选择和竞争将产生更多挑战、改变和成长。”

谈论的话题主要有两个，创业的优越性和高等教育的无用性。诺斯克认为，最棒的企业家应该为一个创意拼尽全力。Founders Fund支助这些有理想的人，让他们自己打理公司，保护他们免于其他风险投资家的干预。一般这些投资人希望让那些没有创造力的管理者来经营公司。

泰尔开始就这个问题发表意见。在美国，有梦想的年轻人爱去的四个地方是：纽约、华盛顿、洛杉矶和硅谷。如今前三个都已经饱和了；华尔街在金融危机之后逐渐失去了吸引力。如今只剩下硅谷能够吸引有梦想的年轻人，虽然他们的创意有时候会被高等教育抹杀掉。泰尔奖学金就是为了帮助那些有野心的年轻天才们实现改变世界的梦想而设立的，在他们的棱角还没被完全磨砺之前。

我提出，在学校也不是完全没有好处的，比如阅读文学和哲学作品，比如和不同观点的人进行辩论的乐趣。毕竟，这是泰尔自己的经历。在《多元化神话》中，泰尔和萨克斯这样写道，“多元文化论的解药是文明。”我不反对这个观点。信奉自由意志主义的企业人难道不是另一支自贴标签的认同政治力量吗？

我的话一出，很快受到了大家的反对。尤德考斯基说，对于我刚刚提到的巨着他感到一阵不适的生理反应。而诺斯克的不悦之情则更加明显，在伊利诺斯州上高中时，他英语就不及格，因为老师说他没有写作能力。如果泰尔奖学金那时就存在，像他这样的学生将会少走很多弯路。

泰尔面带微笑，对于饭桌上的话题走向感到十分很满意。他向后推了推自己的座椅，说道，“大部分晚宴持续时间不是太长就是太短。”

脱离政治化是一名自由意志主义者的权利，同时也是作为亿万富翁才能享有的特权。泰尔承认，“总会有人问及，逃离政治是不是一种自私的行为。你可以说，整个互联网就是逃避主义者的世界。看看过去十年内发展起来的互联网公司，你会发现经营者们多多少少都有点自闭。现在，罹患阿斯伯格症的轻微患者不少。你不需要销售，这些公司本身就有点反对社交。”但是，他接着说道，“在一个大部分事物都不够好、很多东西都功能失调的社会，互联网创业是你施展价值的最好方式。你可以说这是逃避主义者的做法，或者是因为不愿参与政治所作出的举动，但是可能这也是你能为这个国家提供帮助的最佳方法。”

和许多硅谷投资人不同，泰尔明白，东边30英里之外的人们情况不好，这个问题远比“谁是下一个社交媒体公司”来得重要。他也知道，很多企业也为此进行了各种尝试，目前仍然是没有答案。“企业的失败可能会导致我们进入马克思主义；或者让我们实现自由意志主义的理想。看起来似乎能以不同于传统企业的发展模式发展，不过，未来的发展模式还不确定，以至于我们无法预测它最终的发展方向。”

当人们嘲笑他的风投产业的时候，他也会开心地笑起来，不过，他仍然信奉这个错误的理念（即跟大众相反的逆向思考方式将永远是对的）。在拉布伊斯事件之后，他为这个站不住脚的观点进行辩护，就像是一个人和整个世界对抗。他对布什的厌恶直到后者陷入低谷后才减少，对于奥巴马也一样。泰尔在金融危机中损失了几十亿美元资产，因为他拒绝随大流，希望以逆向的方式处理危机。如果说人工智能和海洋家园是我们唯一的希望，原因不会是政治家和教授们对它们的嘲笑和恐惧，泰尔的乌托邦计划希望到底有多大现在也不是很清楚。

创新缺口导致经济发展放缓能够解释很多事情，但是它不是真理。自从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火车和飞机技术几乎没有发展，平均工资水平也没有什么涨幅。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党美国工人生产力大大提升的那些年，中产阶级开始塌陷。（泰尔说，“我不相信那些生产力数字，我只看投入，而非产出。”）那么，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的技术突破会扭转这种趋势吗？“是的，机器人革命会让很多人丢掉工作，因为同样的工作你需要的人数更少，这将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这将把人类解放出来。虽然对于这种社会转型人们会有些不适应，但是我认为它不会持续很久。我们过去也有过全球化的问题，”泰尔回答道。

不过，如果硅芯片制造能够外包，那么抗衰药物制造是否也可以呢？在一个缺乏规范的市场里，这些药物能够公平进行分发的保障是什么？技术性的突破不一定每次都能够减少不公平的事情发生，有时候反而可能会增加不公平事件发生。延长寿命就是一个很贴切的例子，正如泰尔所言，“最极端的不公平是来自活人和死人之间。”很大的可能性是，第一个依靠这种药物活到一两百岁的人肯定是有钱人。

对于苦苦挣扎在生活水平线之上的美国人来说，能源和食物是两个急需技术突破的行业，前者控制国家经济，后者则决定着物价水平。泰尔说，“我对此并不是很在意，因为它有很重的政治意味，我有一种想要躲着它的本能。”在泰尔构想的科技乌托邦中，住着几千名美国人，他们拥有由机器人驾驶的汽车，每个人都能活到150岁，而其他人则会被比他们聪明的机器人挤掉工作机会，然后60岁就死掉。

下一场伟大的技术革命马上就要来临，但是它不会自动地改善大多数人的生活。它需要政治的参与，虽然丑陋，但是却是不可或缺的推动要素。自由意志主义者崇拜个人自由，鄙视社会规范，这对那些不想长大的人来说具有十足的吸引力。泰尔特别喜欢“瓦解”和“风险”这两个词，从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他并不关心普通民众的生活，对于他们因为无聊的工作、债务危机和孩子们不高兴而产生的心碎和挫败感无动于衷。泰尔和他在硅谷的圈子一起畅想未来蓝图，这是其他人不可能体验到的。每个人都能为自己的观点找到逻辑和分析上的支持，但是一个个体的个人哲学通常会受到早期对世界印象的影响，即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泰尔也不例外，他想要永远活下去，选择逃到外太空或者海洋城市里，和一个能和他讨论托尔金的机器人下棋，这些都是他童年时代都想象过的梦想。

无论如何，泰尔的这些梦想都是为了改变世界。“长时期以来，我们都把问题弄错了。我认为能够提出‘如何能让美国变得更加美好？’这样的问题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尽管最近发生的很多事情都进展不顺利，但是我却对此很有乐观。目前我们正经历着一场危机，不过并不清楚它未来的发展方向。但是至少每个人都知道了世界正在腐烂。这就比生活在一个腐烂的世界但全然不知甚至还自我感觉良好的情况要好很多。”

（全文完）

－本文来自纽约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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