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人，经历过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匮乏，但对年的怀念，却一直萦绕在心，从来不曾忘怀。

每到年关，我总会自然而然地想起那些年的年味，想起那欢欢喜喜、忙忙碌碌的年，以及那年前年后忙碌的琐事。

只要一进入腊月，人们就开始忙碌起来了。人们的忙，大多是从整阴米、熬麻糖开始的。

天还没亮，妈妈和二姐就用谷米加麦米，煮了一大锅粥。当我起床的时候，她们已经把粥盛进了江盆，拌上了麦芽。而且粥上面已经析出了好多糖水，空气里流淌着一股淡淡的麦芽糖香。

吃过早饭，妈妈要我到二爹家去把豆腐架子借来沥糖。

所谓豆腐架子，就是用两长两短四根木棍，外加一块小木板钉成的一个下面镂空的架子，是专门用来做渣浆分离的。

那天我出门之后先到二爹家去问了一下，又跑到三爹家，发现三爹正在用，让我等一等。于是我出了门。发现路上来了一辆名叫“千里马”的拖拉机。在那个年代，拖拉机可是稀罕之物。可那拖拉机偏偏又陷到了大路上的泥地里，好多人都跑过去看稀奇了。我当然也不例外，屁颠屁颠地跑了过去，看大人们用铁锹挖，用人推，用牛拉。当拖拉机好不容易走出那段泥泞路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我这才想起我是出来借豆腐架子的。当我怀着忐忑的心情回家的时候，糖水已经沥好下锅了。

熬麻糖是个漫长的过程，要把一大锅糖水熬成浓稠的糖稀，起码得两个小时。我是个瞌睡虫，天一黑眼睛就睁不开了，可又不想错过那甜甜的锅巴，丝滑的麻糖，于是以加柴禾为名，蜷缩在灶门前，一边烤火一边等待，不知不觉竟然睡着了，一头扎进了灶门，差点没把头发烧焦。姐姐看我实在馋得可怜，便用锅铲在锅边来来回回地铲，不一会居然铲出了一坨锅巴，让我甜了一整夜。

麻糖熬好后，妈妈用一个较大的瓦罐装起来，放到碗柜顶上，说是等炒米炒好后做麻叶子。其实是害怕我偷吃。

那年月虽然穷，但也有诸多讲究。无论有钱没钱，腊月三十之前，一定要洗个澡、理个发，然后换身新衣服，穿双新鞋子。总要把自己收拾得清清爽爽，干干净净地过年。新衣服新鞋子我都爱，就是不想理发。我讨厌的不是理发，而是讨厌给我理发的这个人——我老爸。村里本来是有剃头匠的，但爸爸为了省那五分钱的剃头钱，他跟人合伙专门购置了一套理发工具，专门给我们兄弟几个剃头。每次理完发出门，总会被隔壁叔叔伯伯和村里的小伙伴耻笑。

那次也许是因为过年了，妈妈为了给我讨个好彩头，剃头前特地和我商量，今天只要我听话，好好剃头，她就给我麻糖吃。就这样，爸爸剔几刀，妈妈就让二姐给我舀一勺麻糖，剃几刀，就舀一勺。一个头剃下来，罐子里的麻糖被我吃浅了许多，以至于那年的麻叶子都少做了一盒。被妈妈和二姐笑话了好多年。

回想起那段时光，我总觉得好笑。小小的我那时候为什么那么皮那么馋，把日子过得那么有趣呢？

现在日子好了，物质有了极大的丰富，我怎么就找不到当年的童趣了呢？

时间很快就到了大年三十。早上，二姐喜滋滋地拿出她做了一个冬天的鞋，分发给全家。我的鞋总是最好最漂亮的那一双。白底，白帮，灯草绒鞋面加松紧，穿在脚上，别提有多舒服。

每次一穿上新鞋，我便会脚底生风，满塆子疯跑，把脚抬得高高的到处炫耀，惹得满塆子的姑娘婶婶、媳妇姐姐们交口称赞。每当听到她们的赞扬，我的心里总会特别滋润，一股傲然的感觉油然而生。以至于接下来好多日子，我在小伙伴面前都会腰杆笔挺，鼻孔朝天。

可疯跑一圈回家后，三个姐姐们总会指着我的新鞋骂：“看看！刚穿了半天，就弄脏了！你就不会小心点，爱惜一点啊！”

这时，我就在地上跺，使劲跺脚，想把那些粘在鞋帮上的泥巴、尘土跺下来。这时候，她们又会骂，“跺！还跺，再跺鞋就跺乱了。”

于是我不再跺，悄悄溜出大门，又满塆子疯跑起来。

几十年的光阴，一晃而逝。这些年我手执烟火以谋生，心怀诗意以谋爱，早已忽略了童年的浅吟低唱。蓦然回首，才知道童年的麻糖和新鞋子并未远离我们，而是在岁月的长河中旧貌换新颜，以一种全新的姿态滋养着我们，呵护着我们。

（成峰，湖北省作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