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4日，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百名红通人员”蒋雷回国投案。新华网 图
　　中国纪检监察报12月15日消息，12月14日凌晨4时许，一架由新西兰飞来的国航航班在夜幕中抵达首都国际机场。外逃11年的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原常务副会长蒋雷回国投案自首。
　　随着蒋雷的归案，“百名红通人员”已有55人归案。蒋雷也成为国家监委等五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敦促职务犯罪案件境外在逃人员投案自首的公告》后，首个回国投案的“百名红通人员”。
　　“蒋雷的归案，再次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外逃腐败分子‘有逃必追、一追到底’的鲜明立场和坚定决心。我们正告涉嫌职务犯罪境外在逃人员，放弃幻想、认清形势、珍惜机会，在公告最后期限前主动投案自首，争取宽大处理。”中央追逃办负责人表示。
　　从局级干部到红通逃犯
　　标准的国字脸上，一头茂密黑发……这是2007年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的红色通缉令上，蒋雷照片给人的印象。历经11年外逃生涯，曾经气质不凡的他，归来已是满头白发、步履蹒跚。
　　公开资料显示，蒋雷于1956年2月出生于吉林长春，出逃前担任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贸促会汽车行业分会会长，系副局级领导干部。
　　2003年和2005年，汽车行业分会与上海国际展览有限公司合作，在上海举办了两届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作为时任分会会长，蒋雷利用职务便利，指使下属将上海国际展览有限公司支付的部分车展宣传推广费截留，转移到蒋雷亲属的银行账户上。之后，这笔赃款被蒋雷用来为亲属购买北京市朝阳区的一处房产。
　　2007年4月11日，蒋雷持中国护照由首都国际机场离境，潜逃至新西兰。同年5月16日，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对其立案侦查，6月18日批准逮捕。7月27日，国际刑警组织对其发布红色通缉令。
　　“用蒋雷自己的话讲，外逃11年，经历了从失望、绝望到希望的三个阶段。尤其是从一个局级干部沦落为外逃犯罪嫌疑人，心里落差很大，他既恨自己，又不敢面对现实，于是强行把自己包裹起来。再加上后来身患疾病，就更加悲观厌世了。”北京市追逃办有关负责人说。
　　所幸，在中央追逃办统一指挥下，北京市纪委监委把监察体制改革形成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不断加大对蒋雷的劝返力度，通过耐心细致的工作，帮助其了解政策、正视现实，从而转变心态、重新燃起生活的希望，为成功劝返奠定了基础。
　　从断绝联系到主动投案
　　看到蒋雷乘坐的航班顺利降落，等候在机场的北京市纪委常委陈名杰长舒一口气。
　　据陈名杰介绍，因心理落差以及患病等因素，蒋雷形成了性格孤僻、自我封闭的特点，具有高度戒备的心理，不仅将亲情深埋于心不外露，也拒绝见任何人、接受任何信件，甚至扬言“此生死也要死在新西兰”。该案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使追逃追赃几乎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蒋雷电话不接、信件不回，专案组却始终没有放弃，仍旧坚持内查与外调、劝返与遣返、追逃与追赃“三管齐下”的思路开展工作。天道酬勤，在专案组的不懈努力下，转机出现了。
　　2018年4月，专案组通过多种方式，慢慢切入蒋雷的生活空间，逐步拉近与蒋雷的感情。通过艰辛的思想工作，蒋雷慢慢转变心态，同意对话……在消除内心的忐忑和恐惧后，被专案组人性化工作所感动的蒋雷，写下了愿意回国投案承诺书。
　　“投案自首是正确的选择，我奉劝依然在逃的红通人员，放弃幻想、抓住机会，趁早回国投案自首。”到案后的蒋雷说。
　　反腐败国际合作的又一成果
　　“能够成功劝返蒋雷，要感谢新西兰方面提供的大力支持。”在首都机场，面对媒体镜头的陈名杰表示。
　　如其所言，蒋雷的归案离不开新西兰执法部门的协作配合。根据2008年1月1日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新西兰关于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中方两次向新西兰司法部门提出刑事司法协助请求。通过中新反腐败执法合作渠道，中方就蒋雷案多次与新方沟通磋商，并向新方通报蒋雷涉嫌贪污犯罪的情况，得到新方大力支持。
　　记者注意到，蒋雷并非首个从新西兰归案的“百名红通人员”。2016年7月9日，曾担任海南省海口市地税局龙华分局副局长的云健从新西兰被劝返回国自首。2016年11月12日，在新西兰有关部门的支持和配合下，吉林通化金马药业有限公司原董事长闫永明在出逃15年后，从新西兰被劝返回国投案，成为“人赃俱获、罪罚兼备”的经典案例。
　　值得一提的是，蒋雷归案的前一天，中国和澳大利亚在北京共同签署反腐败执法合作谅解备忘录，为中澳反腐败合作架起新桥梁。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是除美国、加拿大外，涉嫌违法犯罪的中国国家工作人员主要的外逃和藏匿目的地。截至目前，除云健、闫永明、蒋雷从新西兰归案外，已有周世勤、唐东玫、郭廖武、胡玉兴、赖明敏等5名“百名红通人员”从澳大利亚归案。
　　“随着中澳、中新反腐败合作的进一步深化，外逃人员将在澳、新无法立足，唯有回国投案一条出路。”中央追逃办负责人表示。
　　【编辑：符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