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宇默
贸易摩擦有其产生机制，不同时代的贸易摩擦机制未必一样。解释贸易摩擦的机制，可以为应对贸易摩擦提供知识基础，但未必能够提供适宜的方向。美国经济学家拉尔夫·戈莫里和威廉·鲍莫尔于世纪之交合作撰写的《全球贸易和国家利益冲突》（文爽、乔羽译，李婧校，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知识样本。
此书区分了近代以来两个不同的国际贸易时代。第一阶段是农业经济主导的时代。李嘉图及其同代人在此一时代提出的古典自由贸易理论，论述的是农业时代的国际贸易状况。在古典贸易经济模型中，一国生产什么产品完全是预先注定的，不同国家根据自己的自然条件生产具有独特性的产品，生产者一般是小规模的小农，国际贸易的结果往往使各贸易国的消费者福利和生产效率达到最优水平。
但工业化之后直到今天，工业时代的国际贸易与农业时代已有很大的不同。与之相应，古典自由贸易理论也需要根据时势变化有所调整。主要变化在于两个方面。一是规模经济的出现。如我们今天在各个行业看到的，每个细分领域的领先者往往会占据较大市场份额，迅速形成综合性的竞争优势，大幅提高行业进入门槛，使得后来者往往必须大体量的资金支持。这样一来，自然条件的优势在市场竞争不再是主要因素，进入壁垒和后天优势成为决定性的要素。领先优势一旦获得便不大容易被打破。二是重大而迅速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变迁，同样能够改变国际市场竞争的格局。这种情况在今天的创新经济中非常常见，新的技术进步可以开辟新的空间，拥有技术优势或创新能力的创业者有机会迅速从小变大，成为独角兽进而更大范围地“开疆拓土”。
基于这两大要素的变化，拉尔夫·戈莫里和威廉·鲍莫尔修订了古典贸易理论，分别从规模经济与技术进步两个维度论证，一个国家生产能力的提高并不总是有利于其他国家，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会发生变化。简单地说，一个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可以通过帮助相当不发达的国家提高生产能力，从国际贸易中获益。例如，他们写作这本书刚经历过1998年金融危机的亚洲“四小龙”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起飞，曾经使美国大获其益。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推出帮助西欧的“马歇尔计划”，在初期也曾使美国受益。但是，在后进者不断积累实力，市场竞争力逐渐变强，开始在诸多方面与领先者争夺市场的时候，原有的“双赢”局面便开始变化，进入相互冲突的新阶段。当时两位作者针对的主要问题是德法等西欧国家与日本对美国的竞争威胁。今天的国际贸易摩擦不是新鲜事情，其内在逻辑是一样的。
他们的主要结论是，贸易冲突是工业时代的国际贸易的固有特征，通过新的模型建构描述了贸易冲突发生的区间。不过，面对必然存在的贸易冲突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希望避免贸易冲突，其途径是希望长期保持先进工业国与欠发达国家之间的比较优势结构。两位作者倾向于这一方向，他们认为，发达国家应当集中发展快速演变的产业；欠发达国家应当集中发展那些生产率的提高不是非常迅速的产业（例如继续着力发展低端制造业）。
另一种态度是正视贸易摩擦的发生，看到这是全球不同国家之间达成新的均衡的必然过程。贸易摩擦并不可怕，关键是学会如何看待相互位置的变化，如何理性地处理必然会有的贸易摩擦。希望旧有的国际秩序永远承续，既不可能，也无必要，以往的领先者真正需要做的，是如何想方设法开拓新的机遇，通过自我提升而非一味打压他者来保持优势。
根据两位作者提供的新模型，在贸易摩擦发生的区间，虽然有的国家生产能力会提高，有的国家生产能力会有所减低，但这种变化的特点是较好状况基础之上的调整，并非从丰裕转向匮乏的恶化。所谓花无百日红，工业时代贸易摩擦发生区间的变化只是从绝对领先到相对领先的变化而已，并不是日子过不下去了，就像一个富裕家庭总会有些穷亲戚会富起来，超过自己，这个时候最需要的是调整心态。如果因为穷亲戚富起来了，就转而仇视、诅咒甚至坑害他们，这种小肚鸡肠的富人往往会折了自己的福寿，损了自己的前程。真正有长远眼光和宽广胸怀的领先者，会走出“舒适区”，直面摩擦区的矛盾与震荡，在变化中继续锻炼自己。机会总是会留给有准备的人，这一点上天是公平的。(编辑 董明洁 许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