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地铁看海，雾霾围城，中国城市化如何少走弯路？

■ 文 | 张洪平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2017年时的城镇化率达到58.52%，同比提高1.17%。户籍人口城镇化率42.35%，同比提高1.15%。全国人户分离的人口2.91亿人，其中流动人口2.44亿人。

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在80%左右，联合国在《2018年世界城镇化展望》报告中预测中国到2050年时，城市人口将增加2.55亿，届时中国城市化率将超过7成。

城市化率提高有很多好处，趋势也是确定的，不过这个过程并不会一帆风顺地自动完成。

事实上，中国现在已经出现了很多西方在城市化过程中出现过的问题。如交通拥挤、空气污染、水资源匮乏、犯罪率增加、高房租高房价高物价等“大城市病”。

所以我们在未来发展的过程中，如果能在规划设计阶段考虑得更长远全面一些，那么中国未来的城市化就能少走一些弯路，提高效率减少浪费，让新老市民生活得更幸福。

要实现这个目标，需要找到最本源的问题：城市为什么存在？

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转换为更具体的：城市的功能与作用是什么？

最早的城市是从原始的村庄演化来的。城市与村庄之间其实很难有一个明确的界定。村庄可以满足居民最基本的生活所需，但各地的物产不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不同地域的人交换彼此物产的需求越来越强烈，交换发展成交易，交通线上的村庄就成了城市的雏形。

从这个角度讲，城市的最基础功能是促成交易。大家聚集在城市，人口密度上升，买卖双方更容易找到合适的交易对手，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交易达成的成功率，增进了交易双方的福祉。我们可以说，城市其实是围绕市场建立的。

现代城市的功能，除了促成交易的达成，更重要的是促进知识的进步。其实这也可以理解为广义的“知识市场”。实物的交易，对每个人而言都是某些实际物品的此消彼长。但知识是公用品，两个人各自分享一个想法，每个人就都拥有了两个想法。

所以城市规模大了，人口多了，这种知识的交换与碰撞的效率提高不是线性增加，而是以指数级增长。

现代经济发展比拼的不仅是资源的多寡，更看重其中知识的附加值。比如即使现在有国家能军事占领硅谷，但也无法得到硅谷的财富，因为硅谷最值钱的资产是大量拥有专业知识的人和他们背后的组织协作体系，这套系统有效运作起来产生的创新力才是硅谷最有价值的资产。而这些是无法靠占领和强迫得到的。

中国过去和现在很大一部分城市规划，是效仿苏联模式中“分区”的概念。这里是居住区，那里是商业区，这里是工业区，那里是金融区。这种规划看似整齐划一，但因为周边接触的人都有相似的知识背景，彼此更难以碰撞出新的知识火花。

西方一些大学和企业发现，如果让具有不同知识的人有更多彼此交流的机会，其实更有利于创新想法的出现。所以在设计教授办公室、写字楼公共空间、餐厅时，有意让大家能有更多互相交流的时间和空间。

另外像哥伦比亚大学，由于它位于寸土寸金的纽约，很多功能都无法在校区内实现，只能去纽约城市中寻求解决办法。不过哥大也因祸得福，没有了校园围墙的禁锢，校内资源少反而解放了全体师生的思想，所有人从一开始就有一个意识，要去利用纽约这座超级大都市的资源。那一个城市能提供的机会与资源，当然远超一所学校，“少即是多”。

所以我们在进行城市规划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借鉴这种方式？未来的一个趋势是“共享”，你使用的未必是你拥有的。

如果我们能打破大学、企业、社区之间的藩篱，使得各种资源、思想更加自由地流动，是不是能够盘活很多资源，新增很多机会？

不过现实和理想之间始终会有差距，即使我们能使得城市资源得到更好的利用，城市也不是能无限扩大的。

城市的规模有其极限：边际成本抵消边际收益。人们来到城市，是因为预期能得到更高的收入，过上更好的生活。但是人们很快就会发现，城市生活有其不如意的一面：交通拥挤、空气污染、居住环境局促、物价高昂。而且城市的吸引力强，意味着会有更多人口涌入，竞争加剧使得收入上升减缓。

技术和组织上的手段可以缓解大城市病，但无法彻底消除，这意味着随着人口的增加，城市的生活成本将上涨，质量将下降。当人们预期在某个城市的生活不再是利大于弊，人口流入就会停滞，如果不出现新的外部环境变化，这个城市的规模增长就达到了极限。

不过这并不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中国现在城市化的实际水平要低于技术手段所允许的最大值。社会系统存在无谓的消耗，比如在城市化建设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地方政府仍然死死抓着土地出让金这个简单好用的工具不放，使得房价飞涨，老百姓怨声载道，企业发展受阻。政府形成了对土地财政的路径依赖，降低了社会协作体系运行的效率，造成了社会总体福利的损失。

有什么办法能改变这种现状吗？就目前而言，还没有一种被证明有效的方法，因为这等于要求政府“革自己的命”，这种要求即使不能说是反人性的，也是非常困难的。

要降低损失，提高效率，政府是关键。中国的政府是社会运行的核心，运转起来力量最大，同时也因为政府是既得利益者的一部分，其自身也是社会变革的阻力，甚至可能是最大的阻力。

能否让政府从既得利益的守护者，变成社会福利的促进者？靠民众的抱怨，靠有识之士的呼吁，这些软约束恐怕难以见效。

中国人信奉政府，实际是对权力的信仰，而权力的基础是暴力，这折射出了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实用主义心态。

西方世界的政府是利益集团的协调者，福利型资本主义的本质也只是要求资本拿出更多利益来分享，社会模式的演变是在原有基础上修修改改。自我纠错能力较强，但效率较低。

中国古代政权正相反，政府一家独大，行政效率极高，但难以转变方向，一条道走到黑，最后走不下去了只能推倒重来，重新洗牌。这也是我们在近代之前“循环史观”的根源所在。

现在我们要考虑能否走出“第三条道路”，兼具两者的优点，摒弃缺点。国家资本主义？福利资本主义？这在缺乏对权力制约的中华传统文化中能否实现？

吃人不吐骨头的资本家，为何愿意向劳工阶级做出妥协？普选权与政府在其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西方国家在这些方面的经验我们能否借鉴？

当然，西方国家也有很多问题尚待解决。比如怎样维持民主与民粹之间脆弱的平衡？民族国家与不完全的全球化能否平衡贫富差距？

主权民族国家的概念到现在还不足400年，纯主权信用货币的历史只有四十余年，人工智能和生物科技未来也会颠覆我们的社会结构，我们这一代人注定要面临巨大的社会变迁。怎么办？

现在我们连问题是什么还没彻底搞清楚，又怎么能拿出有效的办法？

我的看法是，一方面我们要保持敏感，时刻关注外部环境的变化，这样才有可能“生于忧患”。另一方面，我们也要保持沉重冷静的心态，以开放的态度迎接必然到来的改变，避免自乱阵脚，那样才能以最小的代价适应时代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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