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求释君
近日，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在该院2018年度“降成本”大型调研成果发布会上提出，降成本应从“政策式降成本”转向“改革式降成本”，即以公共风险管理为导向，核心在于降低制度成本，以“破”和“立”实现“降”，激发企业降成本的内生动力，形成中央和地方协同发力的局面。
看到这则消息，我想起了北京大学周其仁教授的一本文集《中国做对了什么》，其中收录了包括作者在芝加哥大学“中国改革30年讨论会”上的发言“中国做对了什么”在内的25篇文章，周其仁教授在文集中系统论述了中国从积贫积弱的国家历经30年改革开放一跃成为全球经济增速最快国家的真正原因。
“中国奇迹”的真正秘密是制度成本的大幅降低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不是一个自然现象，改革开放伊始，长时间的贫穷落后限制了大家的想象力，中央制定第六个五年计划（1981-1985）时，提出的目标是：工农业生产平均每年递增4%，在执行中争取达到5%，但事后一算账，各项经济指标完成情况接近原计划的3倍，社会总产值增长率为11%，完成275%；工业总产值增长率为10.8%，完成270%；农业总产值增长率为11.7%，完成293%。
为什么处于经济起飞阶段的中国，制定了一个远低于自己潜力的增长目标呢？除了贫穷限制了想象力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当时中国经济面临难以突破的瓶颈。
当时这个“十亿人口八亿是农民”的国度，吃饭问题都还没解决，农民自身尚且艰难度日，远谈不上支持工业和城市发展。为什么农民很穷、农业很弱？不是有很多土地和农民吗？
答案是存在严重的体制障碍：无论政府多么急切地希望发展农业生产，无论八亿农民多么急切地希望填饱肚子，但当时的生产制度和经济体制，运行效果就是事与愿违，怎么也打不开农业增产的阀门。
首先是人民公社生产制度，“集体出工、集体劳动、集体分配”的大锅饭模式因难以准确计量社员的付出与贡献，从而难以调动社员的积极性。另外，集体生产模式还常常因错误指挥和武断命令而遭受严重损失。
其次是农村土地集体公有制，不允许在农民家庭之间划出必要的土地产权界限，导致“无恒产者无恒心”。
再次是农产品统购统销，由政府全盘管制农产品流通，政府一手定价定量收购，一手定量定价在城市配给，自废“看不见的手”。
最后，为了维系农产品生产，国家禁止农民外流，不得自由转入收入较高的非农业部门。
在这样的经济制度下，即使拥有数量充沛的生产要素也无济于事。劳动力不能转化为生产力，庞大人口不但带不来人口红利，反而成为包袱，不得不出台了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来对冲。
对症下药，制度出了问题，那就进行制度改革。但制度障碍并非孤立个别现象，而是自成一套体系，破解之道必须多管齐下。
当时先实施的治标政策是休养生息：政府动用极为稀缺的外汇，增加进口粮食以减少征购量，让负荷过重的农民缓一口气；接着政府又动用财政资源提升超额出售农产品的收购价，激励农民增产。
随后实施的治本政策是产权清晰界定以真正提高生产积极性。当安徽、四川等省市自下而上冒出来“包产到户”的时候，中央政府给予合法化承认。结果，仅仅几年时间，在农业生产大幅提高的基础上，中国农业从生产、流通、分配到土地产权制度，渐进而又全盘地推进了改革。
农业生产制度性成本降低的结果是，产出更多了，需要的劳动力更少了，数以亿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农民工，开始转向生产率更高的非农产业和城镇部门。不过，这波经济潜力的释放要求突破更为严重的体制障碍，比如对非公经济包括个体户、私人合伙以及民营企业雇工经营的法律禁止的突破。在经历了一轮又一轮思想政治方面的反复之后，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终于得以确立。
更大挑战接踵而至，中国突然爆发出来的工业生产力，到哪儿去寻找容纳它们的市场呢？答案是加入世贸组织，开拓全球市场。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至此，万事俱备，不欠东风，中国开始成长为“世界工厂”。
从农业到工业，再到商业，中国的经济改革就像接力赛，一环紧扣一环，一环助力一环，从降低农业生产的制度成本开始，渐进改革，阶次提升，成为了全球经济最耀眼的那颗新星。
制度成本的经济规律和重新上升
制度成本也是成本，终究服从成本行为的一般规律。在经济理论中，所有成本曲线一律先降后升。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存在边际收益递减规律。随着经济规模扩大，在合理的要素结构范围内，增加某一要素的投入，会在边际上带来产出增加，此时对应于产出规模，成本下降；但是过了临界点，增加某要素投入带来产出增量不增反减，于是成本曲线见底回升。
制度成本不是个别生产者在竞争中为获利所自愿支付的成本，而是成体系的、即使行为个体不自愿也非承担不可的成本。这类制度成本具有强制缴纳的性质，不受一般市场竞争和讨价还价的约束，因此更不容易得到合理节制，一定会比生产成本曲线更早、更大幅度地上涨。
| 19省份发布半年“经济报”
让我们看一组数据。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7~2017年间，中国名义GDP从257306亿元增加到827122亿元，增长了2.21倍，不过高增长也必须付出代价即成本。对此，人们曾普遍关注，是不是劳动力成本的过快增长削弱了中国制造的竞争力？不过我们发现，同期全国工资增长1.98倍，低于名义GDP增速，所以并不是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削弱了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期间快于总经济增长的，是以下几个变量：
第一，财政收入，包括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同期全国财政收入总额增长了2.36倍。 第二，全国社保缴纳，期间从1.07万亿猛增至6.6万亿，增长了5.17倍。 第三，土地出让金，同期全国土地出让金总额从7285亿元猛增到52059亿元，增长了6.15倍。上面的数据说明，转型中国在取得高速增长成就的同时，尚没有形成持续约束制度成本增长的有效机制。这是渐进改革远没有到位的表现，也必然对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产生消极影响。比照早期以“解放思想、放权让利”为纲领的改革，随着中国开始在全球市场上因发挥比较成本优势而实现高速增长，一度大幅降低的制度成本又重新掉头向上，并以远超经济增长的更高速度回升。实际情形很像一匹巨型骆驼，早期减负促其快跑，却在高速行进中不断被加载越来越沉重的负担，终于令其前行乏力。
焕发经济新活力，亟需再次降低制度成本
确实，近几年的经济增长乏力使得再次降低制度成本的时代课题成了当务之急。
2015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2016年的五大任务之一就是要“降成本”，降低企业税费负担，进一步正税清费，清理各种不合理收费，营造公平的税负环境，研究降低制造业增值税税率。
“降成本”行动没有止于2016年。
今年8月，个税第七次改革，免征额从3500元/月提高到6万元/年，国庆之后，第一波改革红利即将释放。
9月26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将从今年11月1日起降低1585个税目工业品等商品进口关税税率。今年已经四次降关税，我国关税总水平从去年的9.8%降至了7.5%。
10月7日新华社报道，财政部部长刘昆表示，正在研究更大规模的减税、更加明显的降费措施，以更积极的财政政策护航中国经济行稳致远。
同一天，中国央行宣布，从2018年10月15日起，下调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非县域农村商业银行、外资银行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外部困难或许正是让政府下定决心再次大降各种制度成本、提高实体经济国际竞争力的好机会，企盼中国实体经济浴火重生，再次腾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