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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网 记者 胡艳明在10月13日举行的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第六届年会暨孙冶方基金会战略合作签约仪式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CWM50学术成员高培勇在发表演讲中表示，宏观调控领域或者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这一问题相关的领域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如何判断经济形势。十九大之后所做的表述的是，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是结构问题，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因此，主要矛盾是结构问题，不是总量问题；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不在需求侧。
第二，宏观经济政策主线索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意思是说它不是需求管理，它是对需求管理的颠覆性变革和方向性的改变。
其三，宏观调控根本途径在于深化改革，不是政策层面的调整，而是要通过体制机制的深刻变革来做好相关方面的经济工作。
高培勇以减税降幅、基建投资等为例，谈化解风险如何把握重点。
谈到减税降费问题时，高培勇表示，减税落在什么地方，以什么样的方式和行动路线去实施减税，在新时代和以往有很大不同点。
以往降税的总体操作是总量性的操作。高培勇表示，以往我们认定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是总量问题，矛盾的主要方面在需求侧，我们实施的是以需求管理为主线的宏观经济政策，依靠的以政策的推动来实施的一种宏观调控机制。因此那时主要着眼点是扩大需求，减税的总体操作是总量性的操作，不问或者基本不问减税究竟是减谁的税、减哪种税，只要是减税，能够增加企业、个人的可支配收入，能够扩大社会总需求，减税的目的就达到了。
但是在新时代，主要矛盾是结构问题，矛盾主要方面在供给侧，政策主线索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且主要通过改革来推动的时候，这时候减税的主要目标是降成本。降成本，主要降企业的成本，降实体经济的成本。
因此，面对两种不同的状况，高培勇认为，虽然同样是减税，但是指向不同，总量性的减税就不合时宜，而必须是有针对性的减税。
“当意识到主要目标在于降成本，在于降低实体经济成本的时候，就得看减的税的归宿点能不能落在企业上。在落到企业上的这种操作当中，肯定会经过一系列的运行过程，这是要考量的。”高培勇说，即便为了应对中美贸易摩擦，需要启动新的减税措施，要进一步加大减税降费的力度，但不能忘记，此时的减税非彼时的减税，一定要瞄准于降成本目标，把减税的落脚点放在企业直接缴纳的各种间接税上，而非个人缴纳的各种直接税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操作思维。
在谈到基建投资问题时，高培勇说，最近一段时间看到不少人主张政府启用十年前4万亿投资那样的操作来应对当下的新挑战、新问题。但其认为，面对新的矛盾、新的问题、新的风险，启动扩大基建投资的措施无疑是必要的，但是绝不要忘记了主要矛盾在结构，矛盾主要方面在供给侧，政策主线索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推动力量是深化改革，这样一系列的判断。
“因此，这个时候的扩大基建规模的操作就必须有所讲究，不是扩大基建操作、增大社会需求就是一件好事情，操作不当，极容易再度放水，重走十年前的老路，难道十年前我们经历的那种经验教训就那么轻易被忘掉吗？”高培勇说。
因而，高培勇认为，扩大基建投资一定要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密切结合在一起，要和补短板相挂钩，不是轻易增加基建投资。
“社会总需求增长了，我们就达到目标了，一定要看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短板在哪里，其他民生领域的短板在哪里，还有哪些我们必须尽快补上的短板，把增加的基建投资和补短板融合在一起，才可能收获我们预想的效果。”高培勇说。
高培勇表示，当前我们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风险，有外部环境带来的风险，有国内经济运行本身带来的风险，但相比较而言，政策不当可能是最大的风险。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防止重蹈惯性思维的覆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