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秀华家震撼人心的热闹场面，我曾经参与过，见证过。那是我从业以来见过的最大阵仗之一。我当时没听说、不知道范俭也在那里，蹲在村口，瞧着“一拨又一拨记者扑向横店村。”我跟绝大多数记者一样，“来了又走了”。或许我们私心都希望能有机会单独与余秀华聊聊天，交个心，但我们都没能真正做到。

做到的只有范俭。

他跟踪了余秀华两年，从极热闹却极短促的那个冬天，到热潮褪去、复归平静的更漫长时段。他陪余秀华的父母吃饭，烤火，喝高粱酒。和他们打成一片，融入他们。工人家庭出身的他，和他们一家子下田插秧——就凭这一点，他完败其他所有人，包括农民出身的我。我7岁学会插秧，干了17年农活，但如今要我再赤脚下到冬水田里，几乎不可能了。

接触过余秀华的记者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她这个看似一晃即倒的弱女子，个性其实很强，不好对付。她因为疲劳，被同样的问题反复盘问，答话常常“不中听”。但在范俭的片子里，我们几乎看不到余秀华对拍摄者的丝毫厌倦。她从内心接受了范俭和他的团队。这很不简单。

以往人们提起纪录片从业者，常会说他们“没钱，有思想”。实际状况永远是，钱常有，而好的导演不常有。范俭那种投入感，他的热忱、执着和用心，天生是做纪录片的料。别人实拍时间能有半年就算惊世骇俗，后期主要靠剪辑加特效，广告加说教，人为“提升”片子的高度，他拼的仍是最基础的东西：时间、耐心、灶火旁的攀谈。他身上的老派品质是最可宝贵的。他是纪录片原教旨主义者。

从范俭等人的身上我们能看到，中国纪录片具有很强的实力，很大的潜力。他们让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纪录片的前景很好，道路宽阔。

文/刘功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