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从西陲一方诸侯，成为终结战国局面的赢家，学者们多认为与“商鞅主义”有很大关系。以往人们一般认为，正是通过商鞅变法，大秦成了一台巨大的战争机器，所有人不是在当兵，就是在为军队进行生产。秦人一面像零件一般被严密固化，一面却又表现出威力无穷的战斗力。

在这种结论所派生的想象里，六国虽然军事上不行，但老百姓普遍富裕、安逸。在这种想象里，富裕和安逸不会带来战斗力，文明进步在很多时候赶不上暴力强制的效果。在这种拧巴的想象里，后者反而能带来更好的经济表现、军事能力和文化兴盛。

以前很多作品中，对于秦与六国状况的描述，大抵莫过于此。但最近涌现的一些文章，包括孙皓晖的作品，极大地启发了我。我们可能普遍误读了商鞅主义和秦国往事。秦时商鞅主义，其实和许多人想象的军国主义化相反，基本上都是去军国化的措施。而秦国本身在发展过程中，也对商鞅个人所持的主义有所保留。秦国的做法，不是对《商君书》的照搬。

根据新的研究成果与结论，历史或许应该这样表述：秦国在人性化、发展经济等方面，实际走在当时六国的最前头。秦国率先停止了人殉制度，土地改革大刀阔斧。它和齐国魏国一样，把荒地直接分予平民，而比齐国魏国走得更远的是，为了保证有人去开垦劳作，它将分田地的基础单位定为户，也就是一男一女组成的小家庭，而非一整个大家族；这样做的好处是，避免了大家庭内部成员“出工不出力”的低效率，激发出每个劳动者的积极性。此外，秦国还实行极开放的官员制度，不限制工商业发展，平民向往成为商人。

这些举措，极大提高了社会生产力，确保了它在多国竞争中最终制胜。其实我们稍微想想就能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饿着肚子没法打仗。军国主义在实践上绝无法取得成功。我们只要不轻易离开常识，就很难陷入神秘主义的悖论。

文/刘功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