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杨于泽

近来，有关部门对“互联网+”领域频频出手，加强指导与规范。比如共青团中央联合民政部等出台《关于进一步做好青年婚恋工作的指导意见》，推动实名认证和实名注册在婚恋交友平台严格执行；各地纷纷暂停共享单车新的投放，并要求相关企业加强线下管理；金融监管部门对“网络金融”也采取前所未有的措施。

互联网市场出现一些问题，需要管理及时跟进，但也有人认为是政府干预市场。害怕政府“干预”的，多是信奉“自由市场”学说的人。其实历史早就证明世界上不存在这种“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自由放任市场被称为“市场原教旨主义”，它带来的只能是无法无天。事实是，当政府监管不到位的时候，婚恋网站里乱象丛生；共享单车在给市民带来便捷的同时，也给城市添堵；各种打着创新旗号的网络金融业态野蛮生长。政府“干预”其实是不得已而为之，顺乎天而应乎人。

许多号称自由市场的国家，其实对这些新生事物的管理更严。许多人都有这样的体会：中国可能是互联网新兴产品普及程度最高的国家，网络购物、物流配送的效率令许多国家望尘莫及。我们对许多互联网产品的管理不是太严，而是相对宽松。快速赶超发展阶段的中国，对于新生事物的普及恰恰是开绿灯居多，但在互联网乱象开始引人警惕的时候，就有必要慎重考虑管理规范的加强。

把管理当“干预”，是因为对市场自由程度的预期有误。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作用，不代表市场出现的事物就要一律放行，而一提出管理就认为是“干预”，资源配置的前提是法治、规范。现在许多网络平台涌现，而当它们都以“平台”自居，把自己划为“第三方”，其实是逃避了企业责任。这些平台都以营利为主，虽然在线上经营，但就是一个企业，和传统实体企业应该享有同等的责任义务。对这些平台提出规范要求，是再正常不过的管理。

如果不提出管理要求，任由婚恋网站充斥婚托、骗婚的骗子，婚恋网站蛮可以赚得盆满钵满，广大用户就成了受害者。没有强有力的法治框架，没有监管部门执法到位，市场只能是弱肉强食的丛林，它带来的不是普遍的社会福祉，而是少数人的“赢者通吃”。放管服改革深度推进的今天，其实政府现在的问题不是“干预”过多，而是要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督促企业按游戏规则办事，加快推动市场形成优胜劣汰机制。

市场监管涉及到政府的能力建设，必须打好基础，形成传统，培育品质。有些人对监管抱着机会主义心态，比如网购有假货，网商平台把问题推给监管部门；企业想“野蛮生长”，就给政府监管戴上“干预市场”的大帽子。严格监管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事，我们不能等自己被侵权了才来呼吁监管。个人维权需要监管，企业成长同样离不开监管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