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日报：如何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中的“中国特色”？

张国清：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发展状态，决定中国社会治理体制改革在指导思想、国情、历史使命、基本模式等方面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同时，改革开放以来，在全球化趋势加深和国内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大背景下，我国社会领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社会结构的变化导致利益格局更加复杂，国内外各种思想的冲击使得价值取向更加多元，新的社会问题和社会事务不断涌现，揭示着社会管理的理念需要不断调整与发展。

中国社会治理实践应借鉴“多元主体、公私互动、平等协商、合作共赢”等现代治理理念，但同时也要避免全盘照抄西方治理理论。中国是崇尚集体主义的国家，这也决定了其社会治理的价值取向是凝聚社会共识、促进社会合作、实现社会和谐。中国的社会治理，既区别于西方的治理理论，也同传统的社会管理相区分，它与中国的社会转型和社会变迁紧密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独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背景之下，具有自身的理论特质和实践模式。我们应该对中国治理文化的特殊性、治理情境的复杂性以及治理内容的内生性有清晰的认知，并从协调各方社会关系、转换政府治理模式、变更社会行为方式以及发挥文化治理功能四个层面来构建科学合理的社会治理体制，实现社会和谐有序运转。

长江日报：中国社会治理要注意什么？

张国清：中国社会治理是一个渐进的系统工程。社会治理要注意整体性与局部性相结合、长远性与阶段性相结合、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社会治理改革要充分考虑政府的理性程度、经济的发展程度、社会的发育程度、文化的自觉程度、制度的依赖程度、治理主体能力的现代化程度。社会治理不单是针对某单一问题的具体解决路径，而是关涉社会问题一般解决方式的深层次理念转变；社会治理不单是某一地区的改革，而是全国性的广泛推进。囿于我国基本国情呈现出地区发展的非均衡性和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性等特征，社会治理改革不可同步推进，一刀切评比，应允许各地因地制宜，自主创新。社会治理以建设社会和谐为目标，维护社会稳定是社会治理的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