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日报讯 □ 林颐
    《使女的故事》近期摘得金球奖最佳剧情类剧集，这部电影改编自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写于1984年的小说，原先拟定标题为女主角的称呼——《奥芙弗雷德》，使用英文中代表从属关系的介词of加上她为之服务的大主教的姓，说明女主角是大主教弗雷德的附属品。按照作品虚构的基列共和国的规定，她是政权提供给权贵人士，为其繁衍后代的生育容器。这类女性，统称“使女”。
    小说标题及其解释，表明了鲜明的女性文学立场。不过，作家并非仅仅旨在描述女性困境，要求平权等通常的女权主张。生态女性主义认为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密不可分，试图寻找、了解并为所有非正义形式作斗争。阿特伍德这部小说就有这种特质。
    小说情节建构的前提：由于生态危机、环境污染造成的生育率低迷以及畸形儿大量增加的困境，使得能生育健康后代的育龄女性成为宝贵资源，她们也因此丧失了自由，沦为国家计划安排的可支配物件。作者说，基列的初衷是要“创造一个更美好的社会”。但正如文学史和政治思想史上几乎所有的“乌托邦”设想，极权和暴政最终只会产生更大的恶果，压迫、蒙昧、迷茫、彷徨、挣扎、脱困，人们必须要从黑暗里回到亮处。
    作品借鉴了民间故事的口述形式，讲故事的“我”就是故事的主人公，是“我”以往的自我，以一种沉浸在回忆中的淡然叙述语气，将读者带进“我”所描述的氛围里。
    虽然只有奥芙弗雷德获得发声，但每个人物都有丰富立体的文学形象。借助作者精妙的写作技巧，即便我们知道情境是虚构的，依然能产生同理心。尾声部分，阿特伍德神来一笔，让时空瞬间转移到2195年举办的基列专题研讨会，围绕“考古”发现的“奥芙弗雷德”口述磁带，专家们煞有介事地探讨研究，一方面补充了小说的大背景，另一方面又让这种荒诞的真实在现实与虚构之间形成了一种张力。
    使女们被当作“圣洁的容器，行走的圣餐杯”，统一穿着红色长袍、白色双翼头巾和面纱，被剥夺一切美的权利，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骚动。她们经常被鞭笞或者拷打手脚，这些器官不会影响那个重要功能，惩罚会让她们驯服。她们固然身处相似环境，所选择的人生却大相径庭，既有不肯顺从、但最终还是变得麻木的莫伊拉，也有曲意逢迎、主动纳入监管体系的珍妮，还有小心翼翼筹划帮助脱逃的“五月花”组织成员奥芙格伦等。
    庞大的“利维坦”的运转，必然要吞噬一切。阿特伍德描写无法生育的夫人必须出让丈夫后的心理变态，描写按部就班“干”的大主教对亲密关系的精神需求，描写没有特权、无法得到使女的普通男人的性欲念。让女人管理女人，刻薄的老女人——嬷嬷们成为权威的具象，使女与使女之间则采取“耳目”似的互相监控和鼓励告发。每个人都必须待在固定的位置上，整个系统有条不紊地精准运转，体现着后工业时代的典型特征。
    阿特伍德在2017年的新版序言里明确说，“这本书的具体背景地点是马萨诸塞州的东部城市坎布里奇，哈佛大学所在地”。或者说，体现美国精神的现代工业的腾飞之地。小说骨架来自于《圣经》故事，拉结因为无法生子，就让使女辟拉与雅各同房。“基列共和国”的意识形态，事实上就是一个右翼宗教组织，秉持着美利坚建国之初的清教徒思想。作家对美式发展及其宗教根源的批评，粉碎了虚饰的伊甸园，要求宗教信仰从社会秩序和道德行为的保障的负担中解脱出来，真正成为人类心灵的皈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