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是响亮倡导“振兴京剧”的年代，或许也是京剧“凋敝”的时代。我看过护国寺人民剧场京剧名角的戏，彼时偌大的剧场里只有十几名观众；我得到过很多赠票，记忆中那时似乎没有多少真正营业性的演出。我与朱家溍、吴小如两位京剧研究巨匠结缘，也正是在那段时间，北京大学求学七年间。

北大中文系，十八岁“坤生”（女人唱老生行），在那个年代算是先生们的惊喜吧。现在回头看，发现时间上两个让人百感交集的巧合：两位长者于2003、2014年相继谢世；我恰在2003年负笈西游，2014年获得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谋得教职。2017年岁末，我以海外京剧研究者身份回到北京大学，做了一场京剧雅集。看到北大静园二楼坐满了人，且大多为少年，我暗暗吃惊，实在时代大不同了。未免想起少年时代求教于两位先生的三两趣事，写一篇小文，分享给那些喜欢读先生们的书、听先生们的说戏录音却未及得见先生们的同好。

吴小如先生

于我有“正式”师生关系的是北大教授吴小如先生。可是从先生游容易，从先生研究京剧实在不易。话题每一及京剧，先生就送客。《诗经》则可，唐诗则可，京剧却是禁忌。先生正色劝我勉力攻读古典文学，好学深思，打好基础，庶几可保得一个大学教师的饭碗，京剧是学而优的余事。所以当有人向先生提议，辅导我做一篇富连成科班研究的硕士论文，以继承光大先生的富连成研究，即遭先生断然拒绝，也是情理之中。我于是写了更“文学”的题目。

赴美留学前，我去向先生辞行，两人都黯然神伤。吴先生缓声说，我至今都没有听过你唱戏。又陡然正色说，正因为你我是北大一脉的师生，所以我不能引你入“小道”。临别之际，吴先生说送我一个礼物，乃是他姑父何静老传给他的《甘露寺》刘备唱段。低声拍板唱了一遍，了却彼此一段心愿，我至此才得以跟先生学了一回戏。其实我还是于古典文学上用了一点功的，现在在美国一流文理学院教授中国古典文学，尚问心无愧者，乃因为听了先生的话。比《甘露寺》更珍贵的礼物，是这一点安身立命做学问的基本功。

吴小如先生著作《京剧老生流派综说》

有一件事吴先生或许是忘了，我不敢驳斥吴先生的，是我其实给他唱过，至少是念过一段京剧念白。那时张鸣教授安排已经退休多年的吴先生开一门课，名为《经典常谈》。课名其实讲究：用四字成语“老生常谈”中的“常谈”，固然是吴先生谦辞，他还暗用这一成语中的“老生”——意思是说课程内容是中国古代经典，上自《诗经》下至杜诗，讲授者则一皮黄老生也。可能因为我也唱老生，所以被指定去接送吴先生。所谓接送者，就是陪侍老先生一起从中关园骑车入北大东门至“二教”上课，下课时再一起骑车回中关园。这是下私功的大好机会。大家都很羡慕我。

其实，这一段路相当难走，自行车大军上下课时段高峰期，我要和先生的车保持距离，同时还要紧紧跟随，是高难度动作。一天，吴先生问我，你跟刘曾复先生学戏，现在学什么。我那时惦记要在北大办公楼礼堂里彩唱一折京剧《三击掌》，就如实回答。吴先生高声说，好极了，王允的念白，你念念我听。我心虚，不敢在京剧研究家面前班门弄斧，又不敢不遵从，就哼起引子“一枝花抛出墙外，为三女常挂心怀”云云。声音小，马路上嘈杂，吴先生就骑得越来越近，不小心两人的车把就挂上了，我们一起摔倒。我爬起来看吴先生，他手上的皮破了一块，流血了。我心里别提有多么难过了，没有照顾好吴先生，反而害先生受伤了。吴先生不说话，我们默默骑了一段路。我在北大做的蠢事一定无数，只是这一件还记得而已。

后来我得知，我学的这个念白是二十世纪初京剧演员贾洪林的演出本，吴先生是唱片版本学的大宗师，一听唱词便知其稀有，故而专心忘我。

朱家溍先生

朱家溍先生与我的师生缘鲜为人知。说来我居然曾经“拜”过朱先生。引师是北大楼宇烈教授，北京昆曲研习社社长。那时我已经在社里混了不少时间， 给朱先生跑过龙套，他演出时我去后台站在他桌边看他扮戏。关羽也好，郭子仪也罢，朱先生扮相里仿佛有神性，美得动人心旌。平日虽然和蔼，却正襟危坐，我们几个年轻学生如对神明，不敢近前，遑论学戏了。

可我也有我的心眼。朱先生第一次注意到我，是暑热难耐的一天，因为我用足力气大唱郭子仪的戏，把曲社纳凉的人都招进屋里来，人群中便有朱先生。还有一次我们去在香山国际饭店举行的汉学会议演出，朱先生昆曲《单刀会》关羽，坐同一辆大巴，我们几个女孩子正坐在朱先生后面。我少年心性，高谈阔论，说到一次看戏，偶然被“抓”上台去，扎红软靠，当了一次《群英会》的周泰，而按照《三国演义》原文，那个角色应当是程普而非周泰。京剧演员茹元俊是把场，给我现说“地方”，居然台上没出纰漏。朱先生回头，深深看了我一眼。我的一点“见识”，很多是从恩师刘曾复先生那里得来，再这样说给朱先生听。再后来刘先生庆贺寿诞之时，特意安排朱先生和梁小鸾清唱《别姬》开场，吩咐我清唱“大轴”《捉放宿店》。朱先生自然记住我这个“小女老生”了。

朱家溍先生《天官赐福》，其右侧为本文作者（北京昆曲研习社演出）

本文作者按照朱家溍先生的化妆自己扮《天官赐福》（北京大学京昆社演出）

说到“拜”朱先生，楼宇烈教授是好心人，那日在曲社寻到我，领我去“见个老师”。我一进屋看见朱先生端坐在中间，心里就美了，岂有不乐意的道理。不知道是否我的“周泰红靠”故事起了作用，朱先生说，你就学靠把戏，第一出学《卸甲封王》。于是我乖乖地跟着朱先生回家取学戏资料。从织染局小学的曲社走到锣鼓巷朱先生府上，我只记得北京寒冬的胡同狭长清冷，冬日映出身材伟岸的先生的影子，我紧紧跟在影子后面。谁知不久朱先生病体沉重，《卸甲封王》就此搁下，令我遗憾终生。

我离京赴美以前，去府上辞行，朱先生没有客套话，只是说：“我们几个教你难道还不够，出洋干什么？！”我心中一凛。

朱先生辞世时我在芝加哥上学，那一次见面遂成永别。

北京大学静园

十余年时光匆匆过去，京剧脱“小道”而登大学讲堂。去年年末回母校讲演，我预备两个题目，一是跟清宫“京朝派”昆曲唱法有关，一是跟京剧唱片有关。这两个题目我都在美国讲过，这些年在他乡除了做文学研究，既讲且唱的公开课也做了十场左右。可是静园这一场与我在美国任何一所大学里的都极不同，因为观众里有很多跟我少年时一样渴望学戏、研究戏的大学生，他们是我的知音。

我听到少年们的掌声，看到少年们眼神中的羡慕，我的快乐里忽然生出一点悲伤——吴先生朱先生都不在了。在讲堂和舞台之间，搭一座桥，让未来的京剧研究家走上去，那是一场先生们这一代人未竟之事业。我唯有继续秉持热爱京剧和想对之有所讨论的初心，才不辜负与两位先生的缘分。

（人民日报中央厨房·传工作室出品 徐芃，美国索思摩学院古代文学助理教授，美国索思摩学院中国古代文学助理教授。专攻领域是明清戏剧文学与文化，第二领域延伸至与西方传入的声电技术碰撞中的京剧艺术及其现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