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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视听】专访梁文道,为何夜读《一千零一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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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梁文道一直在两岸三地奔波。年近五十,他有着诸多身份:主持人、专栏作家、书评人、时事评论员、乐评人等,时常还去参加各种文化和社会活动。目前他花费心思最多的是由他策划的文化项目——“看理想”,包括他主讲的读书节目《一千零一夜》、陈丹青的谈画节目《局部》,以及马世芳谈音乐的《听说》。

《一千零一夜》已播出两季,共197夜,每一夜都在北京。梁文道在人来人往的马路上讲《心经》,在天桥上讲《论语》……除说书的内容外,每集节目开头,还配有一些纪实段落,拍下深夜街头来来往往的人:跳广场舞的大妈,下棋的大叔,卖唱的街头艺人,拥抱的情侣等。《一千零一夜》的原则是:只有晚上,只在街头,只读经典。因为是深夜读经典,不少粉丝称梁文道是“夜行中涤荡灵魂的读书人”。

不论做什么,对梁文道自己来说“身份始终很统一”,“我始终是一个不断在学、不断在思考的人,这背后的根本定位就是一个知识分子——我做任何一件事情,都会考虑是否会对公共有价值”。

“至于经典的选择,可能是这部书在世界文明史上有影响,或者在那个地区的文明上发挥过重要作用。”梁文道说。比如在出走季·敦煌篇中,他讲的是拉班·扫马这个人和关于他的书《拉班·扫马和马克西行记》,扫马生活在13世纪,本名就叫扫马,拉班是叙利亚文“教师”一词的音译。“他是一个北京人,一个逆向的马可·波罗,在忽必烈时期从北京出发最后到达罗马和英国。这个人在历史上被忽略,现代人也不知道他。”

有人曾将《一千零一夜》中提到的书做了梳理和总结:梁文道一共讲了100多本书,涵盖哲学、历史学、社会学、小说、散文,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铁皮鼓》《想象的共同体》等。

无论在哪里,梁文道似乎都是一套造型:不留胡子,极短的寸头,黑色圆框眼镜。唯一的变化可能就是穿戴,要么宽檐软呢帽、披风式大衣、围巾手套,要么是马甲、西装三件套,风格越来越老派。

行走的多了,梁文道随身携带的东西也固定起来。每次来北京出差,除了烟斗、书,他都会带一把特别的伞,那是在伦敦一家专门做雨伞和手杖的老店里买的。还有一只帆布包,他整整背了8年。当时是在日本京都偶然遇到,后来陪着他去过南极、巴塔哥尼亚高原、阿拉伯沙漠等地。在录制《一千零一夜》时,他也常常背着。

“这些都是生活中常用的东西。”梁文道说,他相信物件可以包含更多的讯息,甚至感情,“他们不只能在我们的生活中发挥实际用途,或许也能让我们重新感受和思考生活的丰美本质”。这一理念慢慢延伸,经过多番讨论,梁文道和“看理想”团队一起策划了首届室内生活节,试图探索一种理想的生活方式。就在刚刚过去的一个月,室内生活节共举办了48场活动,梁文道穿梭其间,和李健对谈拉美文学,和台湾摄影家阮义忠聊黑胶和咖啡,和美食作家庄祖宜、朵俏谈“厨房里的人类学家”……

无论是读书、赏画、听音乐,还是举办生活节,梁文道的目的只有一个, “夸大点说,就是来一次文艺复兴”,“表面上看我们在给你介绍一本巨著、一首音乐、一幅画如何欣赏,呈现一种美好的生活方式,抑或是一种观照世界的视角,我觉得这里面有更重要的东西——审美”。

梁文道记起自己在台湾见证过美育改变社会的实例。在他小时候,台湾是一个满街垃圾、人们随地吐痰,烂得一塌糊涂的台湾。“只不过是因为有些人,像摄影家阮义忠,告诉大家照相是怎么回事儿;像林怀民,开始跳舞给你看;还有些人开始说,我们平常说话为什么声音要小……你以为这些好像都是无关的,但这一个一个小螺丝拧起来之后,整件事都会变的。”

梁文道相信阅读就是这样一种精神操练,“让你成为另外一种人。尽管我们未必会变成更好的人,但改变本身就已是人生的目标”。采访时,他的手边放着几本正在读的书:英国学者保罗·科利尔的《战争、枪炮与选票》、荷兰作家伊恩·布鲁玛的《创造日本:1853—1964》、柏拉图的《理想国》等。

“读的越多越知道自己的局限,知道世界远比想象的复杂,可能之前相信的一些道德立场也会不断被冲洗。”现在的梁文道,常常有一种道德焦虑感,“你会去想自己做的事正确吗?道德上有什么后果?而这正是一个读书人也好,一个知识分子也好,身处这个时代应该经历和承担的”。(人民日报中央厨房·环视听工作室 陈娟)

责编:汉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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