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台湾的电影新人目前是怎样的工作状态，像侯孝贤、杨德昌这样台湾电影新浪潮的代表导演，在艺术上有非常高的造诣，但说起市场总是痛处，你们会考虑市场的问题吗？

黄熙：就像我刚刚说的，拍电影之前我是商人，对市场这种东西，其实我有非常本能性的敏锐。但我并不想把这种市场的东西放太多进电影里，我希望当导演时可以更纯粹，我觉得电影这个东西很奇怪，它应该属于创作，属于文化，导演的功能只能是讲关于谁的故事，而不是去挑讲给谁听的故事，一旦目的性太强，这个导演就完蛋了。有时候艺术电影可能会走得比较超前，杨德昌、侯孝贤导演当年都是超前的，杨德昌导演拍《青梅竹马》上映三天就下映了，但是几十年后修复再上映，又受到了极大欢迎，侯导的《聂隐娘》也是。其实电影的观众究竟在哪里，究竟在哪个时代，真的说不清，作为导演也不要去想，但是艺术电影，它一定是能够经受住时间考验，可以一直放在那里等人来欣赏的。

记者：提及青年导演，往往会加上“新锐”这个词，你认为新锐的力量在哪里？

黄熙：我比较尴尬，虽然《强尼·凯克》是我的第一部长片电影，但我年龄比较大了，我是70后，年轻人应该是80、90后吧。但我觉得新导演一定是可以打破常规，甚至根本不用知道什么是规矩。另外，我觉得保持创作力最重要的是忘记自己是个导演，一定要回归到真实的生活状态中，从生活中汲取力量。

(武汉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