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春节前夕，交通邮政系统组织新工人到汉口海员俱乐部参加英模人物报告会，台上作报告的有武汉公共汽车修理厂锅炉工陈幼龄、武汉三轮车合作社工人余宏杞等人。

我对余宏杞的报告印象特别深。他回忆起旧社会三轮车工人之苦，让会场的气氛一度很沉闷和沉重。当讲到三轮车工人翻身得解放时，整个会场似乎云开雾散，红日喷薄而出。余宏杞被树为先进典型的1961年，正是国家经济发展最困难的一年。少数三轮车工人不执行明码实价，多要钱，引起乘客不满，意见很大。余宏杞却坚持明码实价，不多收一分钱。

20世纪50、60年代，对三轮车管理较为规范。在武汉三镇的主要路口都设有三轮车站。站上有一个木质的四面洞开的站亭，用于发车调度之用。站亭前有一口用木盖盖着的大水缸，里面泡的是花红茶。木盖上有竹筒制成的勺子，三轮车工人可随时舀水喝解渴。所有的三轮车头朝着同一方向，一辆接一辆整齐摆放着，站上有专门的发价员，按顺序发车，按里程计价。车前把手处有铁丝串着深红色、青灰、谷黄、咖啡、象牙白等各色如铜钱大小的牌子，用以计量劳动效益。三轮车工人多要价的情况一般发生在未在站上叫车的情况；还有就是发价员还未上班的时段，早8时前，晚6时之后，被称为“自留地”，三轮车工人可以随便要价。

9月的一个清晨，三民路铜人像三轮车站来了两个乘客，要雇车到汉口大智门车站。这时站上的发价员还没有上班，由三轮车工自己发价。余宏杞很热情地迎上去：“到汉口车站，请上车，三角六分。”等余宏杞走后，其他的三轮车工人议论开了：“要是我，少八角钱不踩，有钱不赚是‘苕货’。”有人惊叹地说：“过去只听说他坚持明码实价，我还不相信，今天算是见了真包公。”

这是余宏杞坚持明码实价大量事例中的一例。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毫不含糊地不多要一分钱。

现在我们坐出租都是打表的，在机场火车站出租车更是有监督服务，只要不坐黑车，就不会上当受骗。虽然也有优秀出租车司机之类的评选，但是明码实价这一条已经不能作为优秀的标准，而是每一台出租车都应该做到的一般标准了。

刘宝森

(武汉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