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慕兰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一副贵妇人派头

那樟木箱内分两层，夹板底下装满了连我都不知道究竟有多少的钞票，夹板上面则放了些高级化妆品和一本基督教的《圣经》，以应付开箱检查。但因为码头上有我们的同志予以照应，我买的又是头等舱船票，所以对我带的行李根本没有检查。那位装扮佣人的同志当然就只能坐普通舱了。

那天正是阳历12月25日，是基督教的圣诞节，晚上船长宴请坐头等舱的所有客人欢度圣诞，大家在餐厅里一起喝香槟酒、跳舞。船长向我们敬酒，客人之间虽然互不相识，也频频举杯敬酒祝贺。我本来酒量很好，几杯香槟酒根本醉不倒，就来个酒到杯干，一连喝了好几杯，落落大方，毫不失态，没有引人怀疑。当一些乘船到上海去的外国人前来邀请我跳舞的时候，我就指指自己腆着的大肚子，摇摇头，连声对他们说：“sorry！sorry！（抱歉，对不起）”一副安详的贵妇人派头，居然就这样成功地应付了过去。

船到上海码头，见到了来迎接的一辆小汽车，由扮佣人的同志把箱子搬上车，我们上车开到约定的地方，交接了箱子，就算胜利地完成了任务。那时，党中央财经委员会的负责人是李富春同志，管会计的是熊瑾玎同志。

说起来，我这一辈子也就只坐过这么一次豪华的头等舱，完全是出于工作的需要。回到香港后。上海的党中央和南方局书记贺昌都表扬我很好地完成了这次任务，说我在敌人的牢里经得起考验，这次又能扮成贵妇人，顺利地把经费护送到上海交给中央，能上能下，真是好样的！

1930年3月3日，我在医院里生下了第二个儿子，取名为贺平。进医院前，中央已调贺昌到设在天津的北方局去任书记，因我分娩在即，他就没有跟我提起此事。他的考虑是，我怀孕时坐过牢，本来就缺乏营养，还要做难友之间的联络工作，心理上一直很紧张，得了严重的胃病，出狱后身体一直很差。

孩子也先天不足，生下来时很瘦小，不便随他一起长途跋涉去北方局工作。但如果把我们母子留在香港，没有人照顾，他又放心不下。于是，他就跟柯麟和接替他任南方局书记的卢彪商量。正好卢彪夫妻俩结婚多年，三十多岁了，一直没有生育，贺昌就主动提出，将贺平给他们夫妻认养做儿子，卢彪夫妇当然很高兴地接受了。

再说还有位儿科专家柯麟可以在一起照顾。所以一个礼拜后我出院时，贺昌把孩子的姓名写成卢子平（后改为卢平）。贺昌在对我的身体、我将来的工作条件，以及孩子的健康成长等各方面的情况作了细致考虑后，也来不及跟我商量、征求我的意见，就跟卢彪他们商定了此事。当时李强和柯麟都知道，只我一个人蒙在鼓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