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蔡家园

历史学家克罗齐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思想家胡适则说，历史是任人随意打扮的小姑娘。他们的话揭示了人类面对历史时的一种共同态度，那就是，言说历史都是着眼于当下的。因此，对于一个作家而言，写作历史小说绝不仅是为了还原历史，满足人们对往事的好奇，更重要的是要能以当代人的眼光穿透历史，表达新的审美发现和理性认知。就像姚雪垠讲的，“既要深入历史，还要跳出历史”，去激活历史场景和人物，对当代有所启迪。最近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清官杨涟》，就有很强的“以史为鉴”的意识。

杨涟是明朝湖广应山（今湖北广水）人，官至左副都御史。在常熟任知县时，他被朝廷考评为“天下第一廉吏”；后入朝为官，弹劾宦官魏忠贤，遭诬陷惨死狱中。小说着意将杨涟塑造成了一个封建时代的“清官”典型。元好问有诗云：“能吏寻常见，公廉第一难。只从明府到，人信有清官。”不仅史书常常讴歌“清真”“清廉”“清介”“清明”等政治品格和理想人格，而且诗词歌赋、笔记小说中也充满了对“清官”的颂扬。公案小说中最著名的两大清官——包拯、海瑞，甚至被民间“神话化”。“清官”崇拜和迷信成为古代中国最普遍的政治意识形态。“清官”行政作为对非理想政治的一种补充，的确发挥了积极作用。从道德层面而言，“清官”文化无疑值得继承和弘扬，这也是《清官杨涟》的现实意义之所在。

其实，杨涟不仅是封建时代的廉吏，还是一个坚守信念、“清白忠直”的传统“士”的形象。孔孟“士志于道”“士尚志”“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价值理念，顾炎武“明道救世”的精神，在他身上都有充分的体现；更为难得的是，面对黑暗势力，他还表现出“楚狂人”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直至献出自己的生命。古往今来，知识分子一贯被视为社稷肱骨、时代脊梁，对于推动社会进步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在当下人文精神普遍沦失的情境下，这部历史小说呼唤理想知识分子人格的回归，显得更加可贵。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封建社会的制度性腐败，仅靠清官是无力回天的。过于夸大清官对于历史进步的作用，甚至将政治清明完全寄托于个人道德的完善，是非常不靠谱的。社会政治的进步，就根本而言还是有赖于制度的完善。从理性反思的层面而言，《清官杨涟》尚有进一步开掘的空间。

(武汉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