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京

最近，两则有关导盲犬的新闻，引发了公众的关注。

其一，北京的盲人徐女士在带导盲犬乘地铁时，因未给导盲犬佩戴防护用具而被工作人员阻拦。其二，盲人民谣歌手周云蓬在前往杭州演出时，多家酒店拒绝了他带导盲犬入住的要求。

细看这两件事，里面都有一个关键词——“规定”。

第一件事中，《北京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条例》里，明确了“导盲犬可以进地铁”。但也同时规定，“应当佩戴导盲鞍和防止伤人的护具”。尽管有人指出，佩戴嘴套等护具会因不利于散热，导致导盲犬难以正常工作，但地铁工作人员也只是照章办事。

第二件事中，虽然相关法律法规允许视障人士携带导盲犬出入宾馆，但如果严格区分“出入”和“入住”两个概念，拒绝其入住也谈不上违规。

我们不准备用诸如“狗是人类的朋友”一样诉诸情感的措辞，更不准备为导盲犬争取什么“权利”。更确切的说法是，导盲犬是盲人用以辅助生活的工具，就好像拐杖、轮椅一样。

即使工具没有权利可言，但弱势群体却应该有正常使用工具的权利，社会也有责任保障这样的权利得以落实。为携带导盲犬提供方便，与在公共场所设置盲道和无障碍设施一样，本是一个不需要讨论的问题。

之所以导盲犬会引发争议，原因不难想见：因为与普遍意义上的“工具”相比，它的动物身份让其对外界的影响更大，换言之，有更强的“外部性”。

尽管早有人提出，导盲犬经过长期训练，已不具备攻击性。但对于一部分乘客来说，对某种动物的恐惧和排斥心理是客观存在的，这与导盲犬会不会造成事实上的伤害关系不大。之所以将要求佩戴护具列入条例，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照顾这样的普遍心理。

客观而言，因为导盲犬在我国应用的时间不长，公众对其接触不多，接受程度的确存在差异。事实上，允许导盲犬进入地铁的规定，直到2015年才正式实施。相关法规存在需要细化和调整的地方，是应该理解的。

在承认和理解个体心理的前提下，管理者不应该停止对“最大公约数”的追求。公众观念的演变，尽管需要过程，但应该成为呼吁和倡导的方向。应该重申的是，对导盲犬的宽容与接纳，本质上是对弱势群体的关怀，这正是一个现代文明社会应有的底色。

(武汉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