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叶克飞(专栏作家)

今年春节，手机抢红包成功压倒春晚，成为除夕夜最热门话题，并在此后几日持续发酵。在这几天假期里，许多人变身低头族，为了几元甚至几毛钱的红包不惜耗费大量时间，一个个拿着手机傻乐，由此衍生的段子更是数不胜数，甚至多于春晚吐槽。

如此一来，自然有人看不惯，开始呼吁“不要让抢红包毁掉春节和亲情”，认为那些一年回一趟家的年轻人埋头抢红包，将老人晾在一旁，实在是不像话。

中国人自古重视春节，尤其是在人口流动极少的古代小农社会，春节简直大过天。若是新春期间仍在异乡漂泊，那绝对是人生中最惨痛的记忆。古代文人社会地位高、视野相对宽阔，走南闯北的几率比农民大得多，为官者更不用说，但他们留下的在异乡过年的诗作并不多，可见此事之罕有。因此，如今说起春节，许多人在慨叹年味变淡的同时，总会将古代春节搬出来参照，慨叹传统不再。今年的抢红包或许算不上雪上加霜，但确实触动了某些人的神经，甚至成了又一条导火索。

问题是春节和其被赋予的团圆意义，真的是毁于抢红包吗？或者说，在抢红包诞生之前，春节和亲情就固若金汤吗？

答案并非如此，年味变淡是这二十年来的老话题，陈旧到各路媒体都已经懒得再将之作为题材。它也一直在加剧，人口流动越来越大，城市化进程越来越快，交通越来越便利，通讯手段屡经变革，人们的生活半径急速扩大，都使得过年的光环渐褪。近年来更是有“逃年”之举，比如选择出国游，就是完全拒绝了“年味”，还有许多漂泊在外工作者选择不回家过年，理由五花八门，如怕麻烦、怕逼婚。

这些年来说起过年，最热门的话题居然是吐槽春晚。这种以戏谑为手段的集体狂欢，本身就是春节日渐尴尬的体现。除去春晚，其他热门话题也多半“负面”，如去年网友集体炮轰某婚恋网站的逼婚广告，一方面是因为那广告的价值观着实不堪，另一方面也是一种普遍性怨气的体现，它与那些“过年时如何应对七大姑八大姨”的段子一样，有着浓郁的反春节意味。至于今年，除了抢红包和春晚，另一个热门话题也许就是鞭炮吧。那张由好事之人发出的环卫工人图，本意是“请少放鞭炮，我们要回家过年”，结果却因为道德绑架的意味过重而不讨好。甚至许多支持禁放鞭炮的人都加以指责，最后更是成了一场戏谑狂欢，各种变种图片层出不穷，比如“我是卖鞭炮的，我TM也要回家过年”，又如“我老伴看到了这张照片，他问我旁边那人是谁”……但不管是支持还是反对，其本身都是对春节的话语权消解。

在这种情况下，与其说“抢红包”毁掉了春节和亲情，不如说它仅仅是戏谑式解构春节的一种新方式，与吐槽春晚、编反逼婚段子无异。

那么，某些人忧心忡忡的“传统不再”，又该如何应对呢？对于这个问题，我想先反问一句：传统是什么？

当下所谓“传统”，往往与农村有关。某些人赞美农村的淳朴、人情味和热闹，将之比为世外桃源，并为这世外桃源的失去痛心不已。但他们往往忽视了一点，这些所谓的“淳朴、人情味和热闹”，仅以小农社会为基础，而且往往并不真实。春节期间有不少关于农村人情社会的文章，其中最让我赞同的一句话是“（许多人将）经济落后年代，人们交际不得已的低效和重复，误作人性的淳朴和人情的炙热”，张爱玲曾说“公寓是最合理想的逃世的地方”。与之相对的，则是“在乡下多买半斤腊肉便要引起许多闲言闲语”，所谓淳朴的亲近，往往伴随着窥私欲和指手画脚。

时至今日，许多人怀念的传统无非剩下大吃大喝与扰民的鞭炮，还有那些迎来送往，其中不少甚至可以用陋习来形容。相比扰民又不环保的鞭炮，抢红包的危害似乎被上纲上线了。

大年初一那天，在目睹了除夕夜抢红包“盛况”之后，我忍不住在朋友圈里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抢红包看似仅仅是一个去年春节诞生的小小工具，但它的概念和设计都充满智慧，引发的狂潮更是将电话、短信和其他交际工具都打到了前清时代”。在我看来，抢红包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应用，它还有着强烈的象征意义。自有网络始，新世代们便一次又一次颠覆固有规则，如最早的聊天室颠覆了人际交往模式，BBS颠覆了文字话语权，博客和微博使得草根拥有了更广阔的表达平台……抢红包同样是一种颠覆。

更何况，可以预见的是，任何狂潮都会褪去，就像当年的聊天室、论坛和微博一样，抢红包的火爆也会有限期。当狂热不再，抢红包会成为一种新的拜年方式，就像当年的短信那样。

我们已经无法回到低效率、多重复的小农社会，我们不可能只用串门的形式来联络亲友，不可能一年只吃几次肉，不可能安守一定要回家过年的所谓规矩。如果你不能接受春节的改变，也许意味着你在思维上的停滞。如果是这样，不妨抢抢红包――许多人念念不忘旧时春节的“简单的快乐”，可是，谁又能说抢红包不是简单的快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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