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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对吴晗历史轨迹的研究可以发现，吴晗的人生悲剧竟然跟他的“跟风”有关，跟政治动向有关。

　　但是，解放前的吴晗却是有傲骨而无媚骨，用他的话说，是很有“骨气”的。

1941年，国立编译馆约吴晗编写一部《明史》。书稿完成后，送到编译馆。过了几天稿子居然被退回，退稿信上附着编辑的审核意见：“‘红军之起’，拟改‘民军之起’，以下一律照发。”意谓只要将“红”字改为“民”字，作品就可以出版。并说明可预先支付部分稿酬。正在陷入生活困境的吴晗多么需要这笔稿酬以渡难关，但是他认为，元末起义军就叫“红巾军”，如此改动，岂不有违史实吗?这与他做学问的一贯良知相悖。于是他回复审核者：“宁可不出此书，此字万不能改!”一个正直文人的铮铮傲骨跃然纸上。

　　吴晗工作的西南联大，当时被誉为大后方的“民主堡垒”。1943年7月，吴晗经潘光旦等人介绍，正式加入中国民主同盟，这是吴晗政治生活的重大转折，从此他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他除了每天提篮子买菜、上课教书、照顾卧病在床的妻子、研究明史以外，还以更大的热情参加各种政治活动，发表演说，主编刊物，征集签名，猛烈抨击国民党反动派。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发动内战，吴晗拍案而起，和闻一多、李公朴、张奚若、楚图南、罗隆基等人毅然走上讲台，义正词严地痛斥反动派的罪恶行径。人们称吴晗和闻一多是“一头愤怒的狮子和一只凶猛的老虎”、“一个鼓手一个炮手”!

此时的吴晗没有“跟风”，完全保持着一个文化学者独立不移的人格，面对强权专制，没有丝毫的奴颜媚骨，有的只是不屈的抗争和历史的担当!

1946年吴晗随清华大学迁回北京，由于他倾向中共，国民党“华北剿总”将吴晗列入“黑名单”，随时准备暗杀他。在大逮捕之前，吴晗偕同妻子袁震奔赴西柏坡，受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亲切接见。1949年2月，吴晗受党中央委托，以军管会副代表身份接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担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长、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要职。50年代中期，吴晗被任命为北京市副市长。由学界跨入政界，位高权重，名满天下。

　 然而从此以后，吴晗开始“跟风”了。这位富有造诣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不停地跟着政治方向传，跟着领袖的思想转。他的建国后的史学着作，已经没了早年的激情，也没有了当年求真务实的仔细考证。他在研究历史、解说历史时，习惯于大量引用领袖的语录。他的历史着作也不少，但大都是图解政治、配合形势的“跟风”之作。不仅让后人诟病，也给自己带来了悲剧。

一部名着《朱元璋》，四易其稿，改来改去，都只为配合政治，迎合领袖思想，导致失败。

　　《朱元璋传》是吴晗唯一的历史传记，完成于在西南联大任教时期。那时他思想开放，充满激情，既遵循儒学历史传统，又有发挥创造。他的笔下，有对东林党人的同情，有对文字狱的憎恨，有对生与死的忧虑，始终贯穿着悲切与苍凉。

　　吴晗花费笔墨最多的是对文字狱的叙述。他对皇帝朱元璋的刻画，全是围绕着这一点展开。他曾这样生动地描写朱元璋对文人的杀戮：“网络布置好了，包围圈逐渐缩小了。苍鹰在天上盘旋，猎犬在地上追逐，一片号角声、呐喊声、呼鹰唤狗声，已入网的文人一个个断?破胸，呻吟在血泊中。网外的人在战栗，在恐惧，在逃避，在伪装……”

　　有人说，吴晗早年所有的学识、热情、勇气、激愤、深沉，都浓缩在这部传记中;当时还没有人像他那样把朱元璋刻画得如此鲜活而透彻。但是，建国以后，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他就开始不断地修改，甚至重写。他把修改好的作品让毛泽东“斧正”，毛提了些意见，他推倒重来，继续修改。然而他的所有的修改，都是失败之举。修改后的作品，揭露黑暗、批判专制的锋芒消失了，对文字狱大段大段包含激愤之情的精彩描写居然被删掉了。

　 尤其是他笔下的朱元璋竟然像“变色龙”一样，根据政治需要不断变化。初版的朱元璋，是从“流浪青年”到“最伟大的军事统帅”“最伟大的政治家”“伟大的民族英雄”;二版为了政治需要，拿朱元璋来映射蒋介石，于是“流浪青年”变成了“流氓”，“三个伟大”变成了“暴君”――“以屠杀着名的军事统帅”、“最阴险残酷的政治家”。后来这稿子被毛泽东看了，要求把朱元璋写的好些。于是“流氓”又变成了“流浪青年”，“暴君”又变成了“农民领袖”。

　　这种把历史当成面团来回揉搓，把历史人物当成“变色龙”一样来回变化，这种善于配合政治需要、善于搞映射史学的作派，就为后来的悲剧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