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万历年间（1573~1620年）以后，宜兴紫砂制作逐渐形成独立的生产体系，极为兴盛。明朝末年，经营东西方海上贸易的葡萄牙商人将之传入欧洲，因其原料土质含铁呈紫红色，故时称“红色瓷器”。

清代，宜兴紫砂壶制作工艺更趋精进，常常选为宫廷贡品，享受与前代“阳羡贡茶”同等的荣耀。新品种如紫砂花盆及各种造型奇特的陈设、玩具等，也不断推出。鸦片战争后，随着中国国门洞开，欧洲、日本、东南亚及南美各国市场上，都有了宜兴紫砂的身影。

民国四年（1915年），宜兴紫砂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商品比赛会”上获奖，同时获奖的，还有宜兴德元隆茶号出品的雀舌金针茶。

到了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宜兴紫砂业达至抗战前的极盛期，从业人数600多人，全年共烧140窑，年产量220万件，年产值约42万银元，占宜兴陶瓷工业总产值15%左右，且又有数件紫砂壶作品获1933年举行的美国芝加哥世界博览会优秀奖。

除名闻海内外的紫砂之外，产于宜兴城西南鼎蜀镇（因有鼎、蜀二山而得名，今称丁蜀镇）均山地区的“均陶”，也是陶都的一大骄傲。“均陶”生产亦始于宋代，盛兴于明代，清雍正年间（1723~1735年）进入皇室成为贡品。与“不施粉黛”而注重艺术加工的上品紫砂相比，以日用品为主的“均陶”釉彩更为丰富，尤以灰蓝色最为珍贵，连着名的景德镇御窑也时时对之加以仿制。

明清时期，宜兴逐渐发展成全国日用陶重要产区之一，宜兴窑、欧窑、蜀山窑为三大名窑，出品各具特色，皆享有盛誉。如鼎山周边以产日用陶为主，蜀山脚下则产普通紫砂陶，宜兴城内一些专门经营紫砂细货的商号，烧造的是价值高昂的上等紫砂器。明代“均陶”名匠欧子明执掌的“欧窑”，产品造型端庄，“于质朴中见妍整”，更是独树一帜。

有清一代，鼎蜀镇因陶而兴，“商贾贸易廛市（即市集），山村宛然都会”。到了民国初期，附近一带居民，几乎“家家制胚，户户捶泥”，“衣食所需，均惟陶业是赖”。时至今日，漫步保留下来的当地清代陶瓷老街，仍依稀可见昔年商号云集、前店后厂的盛况。

宜兴陶业发达以后，按产品质地细分为粗、溪、黑、黄、砂、紫砂六大行业。清光绪初年（1874年起），六大行业各立行会、定行规，明令“不是同行，不得烧窑”，加盟要交高额入行费。行会内部统一议价，强制执行，技术上对外严格保密，“传子不传女”。到了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除紫砂业财大气粗，自立门户以外，其他五个行业合并成立了宜兴陶业公会，具有相当的管理权威。

据1990年出版《宜兴县志》所载，民国二十年（1931年）以后，“宜兴陶器在长江下游各省，几乎无家不备，销售之广，与景德镇之瓷器并驾齐驱”。1936年，包括紫砂、均陶在内的宜兴陶业，共有工人5000多人，全年共烧4740窑，年产值440万银元。

但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局势持续动荡，陶都宜兴也难免盛极而衰的噩运。

先是1933年起到抗战爆发前，日本政府屡屡提高中国产紫砂产品的进口关税，扶持本土企业在本州岛陶瓷产区常滑市（属爱知县管辖）等地仿制紫砂陶，导致宜兴紫砂被迫淡出需求量甚大的该国市场。1934年，一向以水乡泽国着称的江南地区，发生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城镇民众生活艰难，主要供休闲赏玩之用的紫砂制品滞销，内外交困的宜兴紫砂产业随之日渐式微。

1937年底，侵华日军水陆两路进犯宜兴，占据鼎蜀镇，窑场厂房多遭破坏，大部分被迫停业。此后绵延十余年的战火，让这座江南陶都日益凋敝，至1949年，整个宜兴陶瓷产区，仅余下49座窑，且维持开工者寥寥无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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