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企业家杂志
2012年12月15日，柴静新书《看见》发布会现场，张立宪、崔永元、白岩松、罗永浩、邱启明、陈晓卿、史航、周云蓬等一众好友到场助阵。
细数柴静的朋友圈，我们会发现，她除了与很多同甘共苦的央视前同事亲密无间以外，她本人还与锤子科技CEO罗永浩、着名学者刘瑜、着名作家土家野夫等人也私交甚笃。比如，亚马逊上很多图书都是由柴静、刘瑜、罗永浩三人同时推荐，他们的关系由此可见一斑。
其实柴静很早就告诉我她要拍这样一部片子，因为我之前做了“转基因”，也是放在网上播出，她也来和我聊过。
我今天看完了，没想到她拍得这么细，功夫做得这么深，这是我没有想到的。我其实挺佩服她的，你别看她瘦瘦小小的，其实是一个内心特别刚强、很有定力的女人，要不然凭她的本事随波逐流、去招摇早就不是现在这样了。她确实是读书人，有理想、也耐得住性子，非常难得。
还是那句话，调查记者不是影视明星，她不是在别人掌声鲜花下生活着，她的荣誉感来自于她对自己职业的尊重，这是最重要的。（澎湃新闻）
所以，在柴静的片子中，最触动我的场景便是她的小女儿，扎着俩小辫，伏在窗前，看着雾霾笼罩的世界。（南周绿色）
早在2013年初，媒体评论人、央视主持人董路就发文称，柴静的唯一出路只有演，可以当柴静是表演老师，并犀利指出柴静的成功依托于央视的品牌和老男人们的饭局。以下是该文的部分章节：
一个人的成长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人的生存方式，对柴静影响最大的两个环境，一个是CCTV的招牌；一个是老男人的饭局，前者给了她居高临下、尽情施展的舞台，后者给了她汲取营养、备受呵护的温床。在CCTV前后左后忙碌的那支全力打造其品牌的团队面前，柴静是所谓惟一的核心人物；在接踵而来推杯换盏、口若悬河的饭局上那群老男人面前，柴静只是一个负责斟酒撑场的邻家小妹。
CCTV需要的是工具，一个能把节目做出影响力和收视率的工具；老男人需要的是代言，一个能把自己的想法通过某种形式更广泛传播出去的代言，于是，柴静不得不首先成为一个工具，继而还必须肩负起一个代言的责任。
柴静无疑是“成功者”，甚至是标准的个人奋斗的成功者，历经不少的艰难，也花费了很多的精力，用心了，也付出了。但即便如此，我还希望新闻学院的老师不要把柴静当做典型教材，新闻系的学生也不要把柴静当做职业目标，她的成长环境有其特殊性，她的新闻呈现有其特殊性，她是被至少两股力量合力推动的，她是非典型新闻人，她无法复制。
这次雾霾纪录片播出后，董路也在微博为柴静打分。选题：10分！脱口秀：10分！营销：10分！内容：6分！制作：6分！纪录片：不及格！有的时候我看着都着急――质疑的人质疑不到点上，毫无技术含量，意气用事；赞美的人也赞美不到点上，拍马屁都能拍到脖颈子上去。这就是我为什么始终独自表达，始终不抱团――因为你抱着的很可能是一堆木头。
柴静（前）、郝俊英（左）、范铭（右）
刚认识柴静时，只记得她秀气。蓝白相间的毛衣，短发，学生头，声音柔细，手腕处瘦骨嶙峋。那时候我也刚大学毕业，很少听广播，不知道她已经很有名，觉得她就是个笑起来挺让人感觉亲近的同龄姐姐。
我跟柴静合作的第一个片子是《双城的创伤》，柴静的采访给人留下极深的印象，有一个镜头：她握住幸存孩子的手，为他擦去眼泪。当时毫无新闻科班训练的我不认为那是“越界”，我认为她打动了我，也能打动他人。节目播出后，争议与赞誉齐飞。
那一次之后，我和柴静成为了朋友。因为我们都相信，真正的好节目，可以让人看到自己。
然后我很惊喜地发现，我们都迷恋《老友记》，对里面的情节倒背如流；我们都深受港台流行音乐的“荼毒”，在大西北的出租车上跟着走音的卡带唱得地茫天荒；我们都对金钱和方向缺乏基本的概念，并不以为耻；我们都喜欢棉麻、碎花、扎染、粗布、各种披肩围巾。
柴静在业务上出名的勇于自省，长期习惯自我“修理”。从心态到提问方式，到表情，到肢体语言。有时会在事后看自己提问场记的时候亲手批注：“这个记者问这个问题也太二了吧。”“?，以后再看到我采访时表情过分，就拿个大牌子站那儿，写‘自重’俩字。”
她从不讳言自己是“小暴脾气”，片子编得出彩时，她会把你夸个花枝乱颤，不吝各种溢美之词；编得糟糕时，她的脸色让人不忍卒看。
十年前，陈虻找我的时候，原话是说，我们要给白岩松找一个女搭档。
我当时还没想换工作，陈虻说你来我们年会玩玩吧，也见见大家。
那年年会是白岩松主持的，像他书里写的，“以恶搞和折磨领导”为主题。
我当时觉得，这个地方有点意思。
晚上有同事打电话来，声音低沉，“岩松要跟你谈谈”。一晚上他就问了我一个问题，“你喜欢谁的音乐？”只说了一句，“这是条很长的路，你要做好长跑的准备”。
我刚到连线，没有任何新闻经验，日子不好过。
有一阵子我连结尾评论都不会写，怎么写都通不过，领导等着审，我瞪着眼坐在桌前，他进来递给我一张纸，是他替我写的串场词。我既惭愧又感动，一直留着那张纸。
他一直不安慰我，只有一个深夜，看我还坐在办公室剪片子，进来对我说了一句，“人们号称最幸福的岁月其实往往是最痛苦的，只不过回忆起来非常美好”。
后来我去了调查，跟他见面很少，几年中评论部分分合合，不过很多离开的人的钥匙串上，都挂着新闻评论部的小方铜牌，磨得很光亮。2008年年会是我主持的，那个年会只剩下一个简单流程了，轮到岩松上台发言，他就说了几句话，其中一句是“我们忠诚的是新闻，不是任何领导”。底下坐的都是领导，悄然无声。
他曾经以年轻人的狂狷，写过《渴望年老》，现在他鬓角灰白，人生的重负真实地压在肩上。他喜欢胡德夫，一架钢琴，唱《匆匆》，“初看春花红，转眼已成冬，匆匆，匆匆，一年容易又到头，韶光逝去无影踪……”他喃喃自语“我恨不能给他跪下”。我回头看到他泪光闪闪。
这是最最遥远的路程，以他的资历，他本可以选择更容易的方向，但他没有后退，也没有拐弯，只是往前走去。
刘建宏、柴静和罗永浩
我对罗永浩同学的期待可不是这个穿围裙的工人师傅，永远是-----?司徒那样的脱口秀节目主持人。
作为急不可待的观众，我们几个劝过他多次，他心里“不是不挣扎的”，但谈到最后说还是想实业报国，说十年后，万一中国有什么事，总得有个爱国企业家挺身而出，救民于水火。
所以我对他做手机一点热情都没有，那天现场没去成，他这个什么系统每次见面说的时候也没听进去。我在这方面神经很大条，手机永远在快没电状态，短信挂着一百多条未读的红色尖叫也不会有刺恼，所以对他坐在马桶上或者躺床上日夜摩挲手机时各种消化不良的小小不满觉得不改善会死而且一定要逼着别人也改的心情毫无共鸣。
每次他说起手机时我都会庆幸没跟他共事----这样的人会把身边的人弄疯，举个例子，他的同事告诉过我，如果办公室出现一个蟑螂，他会让下属去买药，一分钟后打电话叮嘱要去街角第三家店买，再过一分钟又打来交代你具体撒在什么地方，半小时后他会出现在那个地方亲手逐粒播撒。
两年前，在大理，他开辆老富康来接我们，说“走，野哥带你看江湖”。
他平头，夹克，脚有些八字。背着手走在前头，手里捞一把钥匙，我对龙炜说：“你看他一半象警察，一半象土匪”。
他听见了，回身哈哈一笑。
院子在苍山上，一进大门，满院子的三角梅无人管，长得疯野。树下拴的是不知谁家寄养的狗，也不起身，两相一望，四下无言。
他常年漫游，偶尔回来住。偌大房子空空荡荡，只有一排旧椅子，沿墙放着，灶清锅冷，有废墟之感。平时一个人，偶尔有朋友来此落脚，席地卷个铺盖，谁也不用照顾谁。
他无家可归。
70年前，他的家族在鄂西清江百丈绝壁上，土家族祖父靠背盐酿酒攒下薄田，土改时被划为地主，疑他藏枪，鞭打后投梁自尽，暴尸野外，被扔在天坑。随后大伯暴死，二伯流放，两位伯母一夜间用同一根绳索吊死在同一横梁。
父亲没有保护家庭，他的职责是抓捕诛杀其他地主的儿子，一生不提家事一直到死。母亲在暮年出走，留字条说“请你们原谅我，我到长江上去了”，他沿江驾船搜寻，寻找江上肿胀发臭的浮尸，挨个翻找无果。
1995年，他出狱后，身边已再无亲人，妻女也离他而去。
野夫常以村夫自许，我却觉得他雅致。平常里他从不与人争锋，席间不抢话，不讥笑人，不争口舌，有他的地方笑声最多，有人说话不得体，他也呵呵相乐，一派烂漫仁厚。有次在北京某个场合我俩撞上，举座都是富贵人，三个小时里，他一句话没说，不参与，也没有不耐烦，自斟自饮，怡然自得。我不喝酒，但有他在座，就陪他一杯，朋友间说起如果遇到事有谁可以相托，推举的数人里，多有野夫。
刘瑜写过小说，是地道的女文青一名，她的履历也确可归入精英，有才情的人多忍耐不住要卖弄，但她在书里没有精英式的居高临下的嘴脸，也没有脂粉气，只用了白描式的手法来很“笨”地找事实与数据。
作为一个调查记者，我认同刘瑜所说的“从意识形态的高地回到事实与细节的平原”---------“如果我们有耐心去寻找和阅读事实，很多观念冲突甚至政治冲突都会缓解”。
33岁的刘瑜在哥大与哈佛受过7年的政治学的学术训练，现在在剑桥当讲师，但她的时评，提供的不是翻译体的术语，而是细节-----她想知道：为什么美国前司法部长要去当萨达姆的辩护律师，为什么哥大的博士要辍学去当地铁售票员？金融危机是左派的错还是右派的错？热爱主旋律的美国人为什么会容忍低级下流的电视节目？为什么热衷于保护弱者的法令最终伤害了弱者？……
她说她的动机“并非要做政治判断，只是出于知识上的兴趣，和一个人的好奇心”。
没有预设的立场，可观察的东西就多，她把民主当成是生活方式，从每一个细节里研究它运转的效果和引起的争议，所以她的文章里往往没有标准答案，这可能会让有的人不适，就象不戴游泳圈游泳，下水时会有恐惧之感，但时间长了，思想的肌肉会变得慢慢强健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