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的荧屏上，广州电视台拍摄的10集电视剧《外来妹》红遍中国。从八十年代起，香港资本纷纷将劳动密集型加工业的基地设在东南沿海，成千上万的外地年轻人涌入那里，成为“打工妹”和“打工仔”。中国人的大规模迁徙由此开始，“春运”渐渐成为铁路运输系统的难解之结。《外来妹》把人们的目光吸引到打工者的喜乐哀痛上，透过他们坚毅的面庞和艰难的生计可以看出，中国正进行着怎样一场交杂着进步喜悦和蜕变阵痛的变革。
一部由台湾人主导的金庸剧《雪山飞狐》吸引了观众的目光。这部剧的演员则集合了两岸三地的精英，在大雪纷飞的长白山地区实景拍摄。这部剧的走红固然与原着的奇情侠气和演员的出色演绎分不开，同时也借助了几首好歌的推动。杨庆煌演唱的《雪中情》荡气回肠，凤飞飞演唱的《追梦人》柔情百转。此后，中港台的电视合作走向深入。
两部深具地域特色的年代剧也在全国范围内受到欢迎。李文歧导演的《赵尚志》把东北抗日英雄的风采再现于荧屏，李娜演唱的《嫂子颂》几乎达到了《好人一生平安》的流行程度。上海电视剧制作中心的《上海一家人》被誉为中国版《阿信》，讲述了乡下女儿沈若男闯荡上海滩，以坚韧不屈之志取得成功的故事。李羚扮演的若男不但外表美丽，在品格、情操上也得到了近乎完美的诠释。
在公众记忆中留下最深印记、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电视文化走向的，还是北京电视艺术中心拍摄的电视系列剧《编辑部的故事》。1990年夏秋，葛优和吕丽萍参拍了经典“文人剧”《围城》；1991年盛夏，葛优和吕丽萍主演了经典调侃剧《编辑部的故事》。《围城》智性、幽默、刻薄，《编辑部》通俗、诙谐、狂欢，这两部剧在中国电视剧史上影响巨大。
《编辑部的故事》后，葛优成为中国头号喜剧明星。有一个着名的广告播了很长时间：冯巩问，“冬宝，想啥呢？”葛优答，“想戈玲呗！”冯巩拿出一种火腿肠给葛优，镜头一转又问，“还想戈玲吗？”葛优翻着他着名的白眼说：“戈玲是谁呀？”这个广告直截了当地印证了“有奶便是娘”的亘古之理，而且提前十几年说出了电影《无极》里张东健的心声―― “跟着你，有肉吃”。这是当年最成功的明星广告之一，那是中国人刚刚成建制由草食动物向肉食动物过渡的时期，由淀粉和肉末组成的火腿肠是人民群众的心头所好，“双汇”凭着这个广告占尽先机。
这个广告也可以代表《编辑部的故事》的一个基本立场，就是知识分子不再把自己当作大众的精神导师，而自认是有点儿小理想但贪嗔痴俱全的世俗之人，“自己还没活明白呢”。《侵权之争》中，余德利凭着丰富的江湖经验识破了两个骗子的嘴脸，振振有辞地指责别人“蹲在马桶上方便”的乡巴佬作风，可是“假何必”一转眼就拿出合同来让他有苦说不出，反被教训：“不懂法，还出来混？”编导把让几位并不高于常人的编辑与各色人等交往、碰撞，描绘出一个多姿多彩的转型社会。
（1） 文本招笑的秘密
我没在第一时间看到《编辑部的故事》，因为上学的缘故。不过该片的主题歌不是唱了吗：“世界很小，是个家庭”，呆在学校里，仍然感受到了来自编辑部的热度。首先觉得几个北京同学说话的风格变了，老是没来由地拿一些歧视磅礴的大词儿把人架上去，老是使用“往轻了说是什么，往重了说是什么”“你也是苦出身”之类的句式，让你觉得受宠若惊又骑虎难下。问他们怎么变成这调调了，就招出了《编辑部的故事》、王朔、调侃。
电视剧看不着，王朔是何许人也？调侃是啥意思？就找书来看。对我来说，一见就特对脾气，一看就倒背如流。王朔分分钟就征服了我这个没受过京味儿文化熏陶的外乡人，于观、马青、杨重们的舌头不知不觉就长到了我的嘴里。一口气钻研了王朔的四卷雄文后，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诹。王朔不仅在小说界教出了石康这样的弟子，在影视圈带出冯小刚这样的高徒，在大学中也生产了许多我这样的调侃爱好者。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无偿使用着他的句式，自以为聪明绝顶、风趣幽默、游戏人间，自以为是很受女生欢迎的人。
王朔小说全看了，还有一本专写《编》剧逸闻趣事的小书在流传，收录了剧本里的一些精彩章节，我大致知道了李冬宝他们为什么深得民心。看到电视剧是在两三年以后，跟一大帮同学在教室里围观的。这回看全了25集，在音像展示和文本回忆中，很多台词进入了我的下意识。每当进入典型情境，剧中语言张嘴就来。比如说：跟人作局被戳穿，就用手指着合作者痛心地说：糊涂糊涂糊涂，你怎么能背着我干这种事呢？--这是无行文人张明高一稿两投被抓了现行后，呵斥夫人，舍车保帅。再比如说，一遇到把自己当作真理化身、过错全部让给别人的主儿，就会义正词严地教训他：乌鸦落在猪身上，光看见别人黑！--这是小老头刘书友给牛大姐提意见。等等吧。好多年以后，我仍没放弃这种绕弯子说话的方式。现在，我对王朔由盲目崇拜降格为理性敬重，有意识地不再使用调侃的方式，但我知道，《编辑部的故事》对我的影响早已化诸四肢百骸了。什么时候，我都愿意承认王朔是我不见面的老师。
每一部成功的电视剧都是天时、地利、人和风云际会的产物。《编辑部的故事》之所以那么带劲，可以找出两个原因：第一，其语言风格具备劲爆的喜剧效果。这部剧主要是室内拍摄的，画面语言比较单调，主要靠台词的出其不意。从古到今，让人发笑的语言只有一种：制造反差。可以用特高雅的词描绘特粗俗的人，比如钱钟书写“鲍小姐是真理，因为真理都是赤裸裸的”；也可以用特雄伟的词描述特庸俗的人，比如牛大姐自命：“我牛某人这嫉恶如仇的脾气还不打算改了！”还可以一本正经地出丑，比如周星驰看见美女后，以优美矫健的动作跳向泳池，却一头栽在玻璃门上。把现在的网络红人都算上，不管是青年网络意见领袖韩寒，还是见天在博客上贴写真照的郭敬明，他们都是故意把大的说成小的、快的说成慢的、滑稽的说成庄严的，利用语境的错位抖机灵。《编辑部的故事》第一次在电视里把文件语言、报告语言、政治语言倾泻在世俗之事、男女之事、凡人小事上，处处反差和笑料，着实新鲜过瘾。套用一个术语，这叫反讽。
第二，《编辑部的故事》摸准了当时人们的普遍心态。1991年，大批知识分子经过血与火的洗礼放弃高蹈回归现实，大众的关注从宏大叙事转向了身边小事，高调话语和启蒙话语逐渐被不着边际的调侃消解。《编辑部的故事》在迎合和巩固社会主流话语的同时，每时每刻都在嘲笑和解构着它。过去人们闻之肃然的高调、见之心惊的上纲、掏心掏肺的讴歌，在这里全成了笑料，没了杀气和力道。这自然和人们放下包袱、轻装上阵的心态吻合了，自然和“昨日像那东流水，离我远去不可回”的时代节拍同步了。
（2） 超强的创作班底
除了思想层面的因由，《编辑部的故事》的成功还因为：出品单位好、策划班子好、编剧导演好、台前演员好、作词作曲好......
出品《编辑部的故事》的是中国电视界的一面旗帜――北京电视艺术中心。北京电视艺术中心成立于1982年，是大陆第一家电视剧专业制作单位。看看他们令人眼红的成绩单吧：国内第一部长篇电视连续剧《四世同堂》；国内第一部室内长篇电视连续剧《渴望》；国内第一部电视幽默轻喜剧《编辑部的故事》；国内第一部以自身资产为抵押，全额贷款，全部在境外拍摄的电视连续剧《北京人在纽约》；国内第一部春节电视贺岁片《万事如意》――《编辑部的故事》续篇。跟“第一”不沾边儿，但同样牛气的电视剧还有：《凯旋在子夜》《便衣警察》《无悔追踪》《一场风花雪月的事》《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等作品。近年来，虽然由于众多民营电视剧制作公司的崛起，北京电视艺术中心一枝独秀的局面不复存在，但仍然保持了旺盛的生产力：高希希的两部优秀作品《结婚十年》《幸福像花儿一样》，他们都是出品方之一，而《金婚》更是这两年的重头戏。
若论精品剧的数量，除了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无出其右。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凭借雄厚的资金实力和垄断的播出平台，惯于制作古典文学名着戏或者革命历史题材戏，惯以篇幅、场面、气势、制作压人，宏观、浩大、史诗、考究是其关键词，而北京电视艺术中心拍的全是现当代题材，与火热的生活眉来眼去，与普通百姓情投意合，少花钱多办事，制作小影响大。央视攻城略地，北视攻心为上。北视长于让老干部和老百姓都满意，惯于在主流意识形态和民间思潮之间寻找契合点，比如《渴望》，官方看见歌颂真善美，群众看见好人一生平安；《编辑部的故事》，官方看见每集一个大道理，群众看见讽刺挖苦“假大空”；《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官方看见只要“精神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群众看见“我承认，我历尽沧桑”。这份走钢丝的平衡感、戴镣铐跳舞的欢快，不是一般人能胜任的。
郑晓龙是《编辑部的故事》总策划。1982年，郑晓龙来到北视。两年后当上主管生产的副主任，后当上主任，以上提到的作品几乎都与他密不可分。他是个成功的导演，代表作有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电影《刮痧》。他善于发掘人才，赵宝刚和冯小刚是他按管库工和美工的名义延揽进门的，最初发现并把王朔引进影视圈的也是他――把王朔尚未发表的小说《空中小姐》改编成电视剧。九十年代初的北视精英荟萃，活跃着一批以郑晓龙为首的“小字辈”和“刚字军”：《渴望》导演鲁晓威，《渴望》编剧李晓明，《编辑部的故事》编剧冯小刚，《凯旋在子夜》导演尤小刚，《编辑部的故事》导演赵宝刚。郑晓龙说：“北京电视艺术中心的成就是一帮人的劳动成果，不是哪一个人的功劳。有人有幸在这里被成就，知道这一点的将来还可能超越这些，不知道的就进步不了。”
郑晓龙回忆说：“赵宝刚当初是剧务，冯小刚当时是美工。私下里都挺好的，他们两个人都不安于现状，都想当导演。在《便衣警察》剧组里还出过这么一个事，人家拍着戏，他偷偷地把剧组摄影拉出去拍了几个镜头，在剧组里面是不允许的。后来为这个事开了个会，我还肯定他们积极进取的愿望，这种事你们要做，跟导演去商量，导演不是不让，干吗非要偷偷的去做，违反剧组的纪律，反正就给他们协调这种关系吧。底下没事，他们一天到晚老在我办公室里泡着，到晚上一块出去吃个饭什么的，挺熟。有人说好象这是为拍领导马屁，其实我看也不是，你让领导了解你嘛，要不然怎么给你机会呢。比如说拍《北京人在纽约》的时候，本来没有冯小刚，冯小刚想去，一直跟我说，哭了一鼻子，后来我说一块来吧，他不也就有机会了嘛。”
《编》剧的策划是朱晓平、王朔、苏雷、魏人、葛小刚、冯小刚、李晓明，编剧是王朔、冯小刚。《编辑部的故事》当时有王朔、苏雷、冯小刚等六个编剧，他们先讨论故事和角色，然后分题目写。冯小刚写了两集，剩下基本都是王朔写的。其他人写的都被毙了，最后署了“策划”的名。可以肯定，故事都是鸡一嘴、鸭一嘴地侃出来的，这个模式是从《渴望》开始建立的，说正式点儿叫策划。
郑晓龙说：“《编辑部的故事》当时请了好多等人一块策划，一个事一个主题，比如说《飞来的星星》，《谁主沉浮》等社会当中的一些事，就开始写剧本。先写出来17集剧本，这个人写两集，那个人写一集，我看完了以后觉得不对，只有两集我是满意的，是我要的东西，就是王朔写的那两集，写的是一种幽默，有的人写的就滑稽了，有点像相声，比较土，就王朔那俩集我要了，那15集要我毙了，就保留了王朔的两集。然后按照王朔的语言风格重新的去写。当时考虑是先拍这个还是先拍《皇城根》，因为《渴望》特别火，如果上《皇城根》就会给淹了，但是《编辑部的故事》独树一帜，完全可以成为另外一座山，没有可比性，它是喜剧，而且表达的内涵也不一样，所以就先拍《编辑部的故事》。拍到中间拍不下去了来找我，我把赵宝刚派过去，和金炎一块导演，因为金炎不熟悉镜头，而赵宝刚拍过《渴望》，对镜头熟悉。然后换了个摄像，剧组开始再拍。”
在这部剧中，冯小刚最得王式造句精髓，以“编剧”的身份上位。王朔和冯小刚之间是互相学习的关系，通常人们以为王朔是主、冯小刚是从，可王朔不止一次在文章里提到：这路写法受了两个人的启发，其中一个是冯小刚，他把自己踩在脚底下再说话，别人一不小心就被架了上去。他还说《我是你爸爸》是冯小刚的一个电视剧设想，自己一听就是好东西，就拿来写了长篇。可是冯小刚在公开场合总是言必称“王老师”，总是一副知遇和提携之情永铭肺腑的诚恳。冯小刚出落成大导演以后，始终没有丢掉调侃的拐棍，他一旦脱离本行去拍“古装武侠大片”，就陷入了批评的汪洋中。后来拍了《集结号》《一九四二》，虽然个心力交瘁，总算摆脱京味儿幽默而获得成功。
导演赵宝刚早年间是钢厂工人，1984年进入北京电视艺术中心。在《四世同堂》里演过汉奸祁瑞丰，在《渴望》里做过导播，在《编辑部的故事》里当上导演。他既擅长王朔，也擅长海岩，《编辑部的故事》是调侃的颠峰，《永不瞑目》是言情的经典，《过把瘾》把调侃和煽情调和到一起，产生了1+1〉2的效果。《过把瘾》捧红王志文、江珊，从此被誉为造星高手。1996年导演《一场风花雪月的事》，捧红徐静蕾。1998年导演《永不瞑目》，捧红陆毅、袁立。2000年导演《像雾像雨又像风》，造了孙红雷、陈坤、李小冉等星星。2002年导演《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捧红刘烨、于娜、印小天。2003年导演《别了，温哥华》，李小冉的角色深受留学生好评。后来的热播剧《奋斗》，因为沾了“八零后”这个极具争议性的话题，成了荧屏热点。近年的《老有所依》《青年医生》仍是话题之作。
赵宝刚感慨地说：“现在的孩子们规矩的不能再规矩了，我只能说他们迷茫，不知所措，人们把这种东西误认为是叛逆。真正的叛逆者是《编辑部故事》，是从题材到表现形式上的叛逆。音乐界里边同时也染指文学界的叛逆者以刘索拉为代表，文学界的叛逆者肯定是以王朔为代表。王朔是真正的影响中国文化意识的一个叛逆者，这个文化特征一直沿用到今天，还在起着作用。在《编辑部的故事》之前，人们好像已经忘记了我们中国人是一个很幽默的民族，北京人有很幽默的地域文化，《编辑部》唤起了全民幽默的兴奋点，当时有很多流行语沿用至今。比如当时有一个叫‘面的’，又演变成说人‘这人很面’等等。这里边真正展现的是比较高级的、带有文化色彩的北京人的幽默，他这种表达方式让人家很能接受，很智慧，听起来很愉快。这种文化延续到今天，冯小刚的作品表现的比较多一些，我最近几年的作品里也有这些特色。”
（3） 六大主演的前世今生
《编辑部的故事》一共25集，几个复杂的故事拍了上下集，其他都是一集一事儿。编辑部里六个人，不断地搀和到社会热点中，跟三教九流斗智斗勇。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小单位里也有左中右，因为年龄、性格、立场的不同，编辑之间也打成一团。
戈玲和李冬宝关系暧昧。他们若即若离，忽远忽近，都不想在对方这棵树上吊死，又一时找不到更高的枝头。他们成天当着同事调情，私下里也没闲着，各相各的亲。与老同志们发生冲突时，他们是天然的同盟军。
老刘和牛大姐的关系很哲学，既同一又斗争。牛大姐看不上老刘的小气自私，老刘嫌牛大姐总是盛气凌人。老刘年轻时候被老牛攥了短儿，每到两虎相争的时候，气焰总是矮三分。遇到少壮派和元老派闹矛盾，他们同进共退。
余德利是小混混出身，大学毕业后混进文化人的队伍，但一次“扮坏”的经历让他警觉：体内的坏人因子随时都在蠢蠢欲动，要不怎么演起坏人来就那么像？余德利年龄不高不低，每有冲突就坚定地站在年轻人一方。
老陈是领导，超脱一些，还得搞平衡。既得保护年轻人的锐气，又不能让他们由着性子胡来。既要维护老同志的利益，又不能被保守当了家。算是个开明老人吧，关键时刻镇得住。
在《人工智能人》那集，几人想了个互相揭发的法子，妄图诓出蕾丝的真话，没想到刚一开火，自己就真刀真枪地干起来。这段对白最能体现他们之间的微妙关系：
牛大姐（率先发言）：“我先说吧，我觉得老刘毛病不少，突出的一点就是爱占小便宜。”
刘书友（急赤白脸）：“我也说一条，老牛这人从来都是马列主义对人，乌鸦落在猪身上――光看别人黑。”
牛大姐（再度发难）：“我觉得老刘心眼儿太小，也比较自私……小余呢？不客气地说，可说是低级趣味，对年轻女同志和岁数大点的女同志不能一视同仁”。
余德利（表情讽刺）：“我觉得牛大姐还不光是看不到自己黑的问题，她简直把自己看成一朵花儿了，确实属于既不能客观地看待别人也不能客观地看待自己的典型。”
戈玲（高声）：“不要吵不要急，慢慢来，不要人身攻击。”
刘书友（掉转枪口）：“戈玲这人比较傲慢，好打扮……”
牛大姐（加磅）：“打扮得还特俗气，还有她跟李冬宝到底是什么关系？成天嘻皮笑脸，那么轻浮，一个编辑部的同志，很不正常。”
刘书友：“不光是李冬宝，她和谁都打情骂俏。”
戈玲（开始生气）：“我这人就是一幅笑模样。”
李冬宝（大声）：“无耻！我觉得有的人就是专对桃色事件感兴趣，看似道貌岸然，思想肮脏的很。”
陈主编（呵斥）：不要吵了！大家研究对付蕾丝，怎么自己吵起来了？（停顿一下又问）戈玲，刚才大家说的你记下哪条了？
戈玲（气犹未消）：我一条也没记，说的都是人话吗？
牛大姐（反问）：怎么不是人话，哪条说错你了？身正不怕影子斜，自己不心虚，干吗暴跳如雷？
刘书友：告诉你，我早就看不惯你这做派了。
戈玲（走过去）：我的做派怎么了？明告诉你，我还不改了。看不惯，回家看你老婆去，少在这儿看我！
李冬宝（声援）：你们以为你们自己就好？全编辑部我顶烦的就是你们俩，工作不见你们怎么抢，议论个谁、算计个谁，回回都跑不了你们俩。你们说过谁好？
牛大姐（厉声）：不好就是不好，甭想让我说好。我还告诉你们，牛某人这嫉恶如仇的脾气不打算改了！
陈主编（声音都变了）：不要炒了！牛大姐（率先发言）：“我先说吧，我觉得老刘毛病不少，突出的一点就是爱占小便宜。”
刘书友（急赤白脸）：“我也说一条，老牛这人从来都是马列主义对人，乌鸦落在猪身上――光看别人黑。”
牛大姐（再度发难）：“我觉得老刘心眼儿太小，也比较自私……小余呢？不客气地说，可说是低级趣味，对年轻女同志和岁数大点的女同志不能一视同仁”。
余德利（表情讽刺）：“我觉得牛大姐还不光是看不到自己黑的问题，她简直把自己看成一朵花儿了，确实属于既不能客观地看待别人也不能客观地看待自己的典型。”
戈玲（高声）：“不要吵不要急，慢慢来，不要人身攻击。”
刘书友（掉转枪口）：“戈玲这人比较傲慢，好打扮……”
牛大姐（加磅）：“打扮得还特俗气，还有她跟李冬宝到底是什么关系？成天嘻皮笑脸，那么轻浮，一个编辑部的同志，很不正常。”
刘书友：“不光是李冬宝，她和谁都打情骂俏。”
戈玲（开始生气）：“我这人就是一幅笑模样。”
李冬宝（大声）：“无耻！我觉得有的人就是专对桃色事件感兴趣，看似道貌岸然，思想肮脏的很。”
陈主编（呵斥）：不要吵了！大家研究对付蕾丝，怎么自己吵起来了？（停顿一下又问）戈玲，刚才大家说的你记下哪条了？
戈玲（气犹未消）：我一条也没记，说的都是人话吗？
牛大姐（反问）：怎么不是人话，哪条说错你了？身正不怕影子斜，自己不心虚，干吗暴跳如雷？
刘书友：告诉你，我早就看不惯你这做派了。
戈玲（走过去）：我的做派怎么了？明告诉你，我还不改了。看不惯，回家看你老婆去，少在这儿看我！
李冬宝（声援）：你们以为你们自己就好？全编辑部我顶烦的就是你们俩，工作不见你们怎么抢，议论个谁、算计个谁，回回都跑不了你们俩。你们说过谁好？
牛大姐（厉声）：不好就是不好，甭想让我说好。我还告诉你们，牛某人这嫉恶如仇的脾气不打算改了！
陈主编（声音都变了）：不要炒了！
几位活宝如在眼前。他们在每一件事情上都相生相克、争论不休，编辑部的故事才那么精彩。
李冬宝是王朔们为葛优量身定做的，他演起来自然如鱼得水。当时的葛优还有头发，演技倒不太用得着，显出了台词功夫。葛优自己也承认：“我就是演这部戏出的名。”吕丽萍当时刚从上海调到北京，家还没安顿好就来到片场拍戏，儿子像小尾巴一跟着。她演的戈玲不是大众情人，而是邻家女孩（大龄的）。当年，吕丽萍拿了飞天奖，没得到金鹰奖。她自己分析说：“估计是南方的女士不喜欢快人快语的北京小姑娘！”这两个人是挑大梁的，没有明显的性格缺陷，他们说着智性而好笑的台词，并不把自己搁进去。
可爱的是其他三位，他们奋不顾身地出洋相。余德利就是“我得利”，一个铜臭气熏天的人势必好玩。虽然人们都爱财，不过在影视里公然势利的人总会受到嘲笑。侯耀华靠这部戏一举走红。
牛大姐永远“正确”，任尔东西南北风，咬定主义不放松。当年，剧组考虑了包括李明启在内的很多优秀演员，但总觉得跟牛大姐还差一点，最后找来了上海青话老演员童正维。导演对她的形像很满意，但担心她不能适应京味儿风格。此时，童正维显示了她在话剧舞台上多年打拼的功底，很快就过了语言关。于是，一身列宁装的牛大姐正式出现在了《人间指南》编辑部。事实证明，这是明智的选择。僵化落后的牛大姐在新时代里显得怪诞而可笑，成了观众眼里“最可爱的人”。
刘书友永远寒酸，他的搞笑定律是：可恨之人必有可笑之处。人艺老演员张瞳演得太好了。剧组开始找他演“陈主编”，他一眼就看上了小人物“刘书友”。他就是爱演这类歪的邪的，比如《茶馆》里的算命先生唐铁嘴。任何时候，一身毛病的家伙几个照面就能让人记住，而一身正气的主角弄不好很快就被人遗忘。
张瞳的“去正就邪”成就了吕齐。正经的角色对有些人是地狱，对有些人是天堂。吕齐把一个既不会调侃也不会出丑、跟全剧整体风格很不“协调”的领导演出了彩儿。一个最应该打官腔的人反倒不怎么打官腔，多数时候他开明得有些“为老不尊”。不和年轻人为难，也就是不和期待“瞎胡搞”的观众为难。到局面真的不可收拾的时候，他来把火一灭，再说几句“真理多走一步就是谬误”的官话，并不讨厌，反倒熨贴。
《编辑部的故事》之后，王朔操刀的调侃类电视剧连续上马，英达、宋丹丹、谢圆主演的《爱你没商量》，刘斌挑梁的《海马歌舞厅》，由于剧情薄弱，一味贫嘴，遭到观众的遗弃。王朔本人也在编写电视剧的过程中元气大伤，再也没写出更好的作品，一度远走美国。也就是说，《编辑部的故事》是王朔式调侃的最后一次狂欢。当然，王朔风格余波未了，英达、梁左后来筹备《我爱我家》时，王朔也是主要的策划者。1997年后，冯小刚系列贺岁片打响，其实也是沾王朔的光，冯小刚从不否认这一点。
可以说，王朔改变了很多人的言说风格。赵宝刚至今对他充满钦佩之情：“他采用的是生活中常用的语言，又比生活智慧，你就会产生一种亲近感，是过瘾，佩服感，而且他人物感觉也行，你就觉得是身边发生的事，而且这种语感你读起来有一种快感，会很舒服。其实我跟他们是同龄人，可是人家20多岁已经做出那样的事了，而我二十多岁还在崇拜他们。对王朔不管怎么着，起码很多年轻人看过他书，肯定是受影响的。”
《编辑部的故事》开调侃剧先河，并且启发了中国第一部情景喜剧《我爱我家》的诞生，是中国电视剧史上明显的突起和耀眼的星座。
文/李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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