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袜子问题”根源在产权,改革不能回避深层次问题
2018-11-26 08:41:00 来源: 长江日报


  长江日报老记者余兰生(左)回忆当年的采访细节 长江日报记者杨涛 摄


  如今,武汉GDP超万亿。图为工人们在汽车生产流水线上工作长江日报记者周超 摄
  《140万双袜子的命运》于1997年7月30日首发于长江日报一版,独家报道了武汉袜厂仓库里积存了两火车皮袜子,其中最长的沉睡了10年,但是面对众多商家订单,工厂却长年不肯“吐货”,商家开价越来越低,袜子在一天天贬值。此报道一出,轰动全国,多家媒体转载,并获得第八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
  为什么大家如此关注“140万双袜子的命运”?因为21年前,这篇报道反映了当时国企普遍存在的问题,“袜子问题”其实是当时国企病的一个“病理标本”,直指国企改革的体制问题、所有制问题,因此引发社会关注,引起读者共鸣。
  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召开,报道提出的问题在十五大上有了巨大的回音,进行所有制改革,推进国企股份制改革,让国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真正以“企业身份”进入市场。
  回访
  有许多“秘密”
  现在可以说了
  《140万双袜子的命运》的作者余兰生,时任长江日报市场部记者,回忆21年前的这篇报道,他笑说有许多“秘密”现在可以说了。
  余兰生说,1997年6月,武汉袜厂从市纺织局下放到汉阳区管理时,汉阳区的一位资深通讯员刘麟祥正好参与武汉市“抓大放小”相关交接工作,发现了袜厂的这个奇怪现象,放了10年的袜子有人买却不卖,于是将这条线索告诉了他。
  “这个新闻线索让我激动不已。”余兰生说,经过一些波折,袜子的故事得以继续。
  《140万双袜子的命运》不仅仅是一条经济稿,同时也涉及国家重大政策。为了万无一失,稿子写好后,余兰生找到相关政治、经济和财务方面的专家给稿子“把关”。
  “关于财务专业知识,我找了当时中南财经大学的喻景中教授;经济方面请教武汉大学伍新木教授,政策方面则请教武汉大学李光教授。”余兰生回忆,采访写稿时正是中共十五大召开前三个月,根本无从知道十五大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会讲什么,最后找到李光教授,他是与十五大政治报告有关的专家成员。看了稿件后,李光提出,让新闻事实说话,国有企业也必须遵守市场经济的规则,才是唯一的出路,可以为十五大的召开创造一个合适的舆论氛围。
  稿子写好后,在余兰生的电脑里放了近一个月,因为他一直不满意标题。“我原来拟了两个标题,一个是《140万双袜子为何不卖?》,另一个是《140万双袜子到底该不该卖?》,但这些标题纠结还是袜子本身,没有跳脱出来。”
  余兰生说,当时有几个关键词一直萦绕在他脑海中,袜子、国企、国家、体制、所有制。“如果稿件不触及到国企改革的机制和所有制深层次问题,就像是在隔靴搔痒。”最后,有一天他在家听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灵感被触动。
  “命运,袜子的命运就是国企的命运,国企的命运就是国家的命运,袜子被什么锁在仓库里了?不是铁锁,而是被生了锈的‘体制’给锁住了。”标题的难题,一下子解决了。
  “袜子问题”
  是当年国企改革的“拦路虎”
  “稿子的出炉,经历了从个体劳动向集体创作、作品从共性向个性的转变。”余兰生说,初稿《这140万双袜子到底该不该卖?》写成后,他找到报社的一些同事,征求意见。
  “有同事一针见血,说袜子问题根本是体制问题,不可回避。”余兰生说,但是如何从袜子的故事去反映体制问题,一时拿不准。后来,在报社领导的建议下,一是向专家学者请教,袜子问题在经济生活是个什么问题,有多大的代表性;二是报社召开专门会议来研究稿子如何做。
  经过多次讨论,大家一致认识到,袜子问题,所承载的难题,实际成了当年国企改革的“拦路虎”,也是当时最难啃的“硬骨头”,所以这篇稿子既要关注国企经营的“技术问题”,更要关注国企体制这个“根本问题”,将国企改革的“病理标本”和群众参与改革的意愿,在党的十五大前三个月反映出来,为改革凝聚共识,为党代会召开营造氛围。
  在报社召开的“袜子报道”专题会上,大家把和袜子有关的一系列问题进行研究,发现造成国企商品积压有各种原因,其中有厂长不实事求是的问题,但这也是因为对厂长的考核制度造成的,考核不科学归根结底还是国企改革的难点——体制问题。
  理顺这层逻辑关系后,余兰生开始重新写“140万双袜子的命运”,追踪袜子的命运,各种经济问题尽在其中,体制问题不言自明,新闻切入的问题得到解决。
  用改革创新
  来啃“硬骨头”
  《140万双袜子的命运》在长江日报刊发后,一石激起千层浪。《经济日报》在一版发表《百万双袜子提出的课题》评论,中央电视台3个摄制组来到武汉,《经济半小时》做了30分钟的节目《沉默的袜子》,还有《焦点访谈》《新闻调查》。一个月内,全国至少50家媒体转载此文。
  余兰生现在已经退休,经常来往于在武汉、深圳、上海三地,正在从事小说创作。回忆当年,他说,最高兴的事不是看到作品得什么奖,而是助力问题解决,推动社会进步。
  “媒体有一种责任。”余兰生认为,“就是站在时代的瞭望塔上,既要看到时代潮头的浪花,也要潜入时代大潮的下面,深度观察研究阻碍时代前行的未知障碍。”他认为,这篇报道不同于其他报道,它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改革,通过研究、报道社会发展的困惑和标本,凝聚改革创新的力量,助力社会整体向前。
  余兰生说,回头来看,当年袜子一文反映的国企体制和所有制问题,现在早已不是问题。但是企业要发展,社会要进步,一个时代会有一个时代的难题,昨天的创新如果跟不上新的时代,就成了束缚发展的“袜子问题”。
  他认为,解决的办法,还是要从问题出发,用新一轮改革创新来啃“硬骨头”,回头看不是为了走回头路,拥有“敢为人先”基因的武汉人,面对发展的束缚,一定会拿起改革创新这个法宝,走向未来,因为唯有创新,才能永往直前。
  原稿节选
  140万双袜子的命运


  家有一筐苹果,会过日子的人往住会把现出一点烂眼的择出来,把烂眼削尽后吃掉,以免烂眼扩大,丢得更多。俗话叫做“救一点算一点”。
  发生在武汉袜厂的故事,却违背了这个“过日子”的常理。
  武汉袜厂是50年代建起的国有企业,曾是中南地区最大的袜厂。这家工厂今年6月份由市纺织局下放到汉阳区管理,交接过程中出现一道难题:堆在仓库里的140万双袜子究竟算多少钱?
  上个星期,记者在武汉袜厂仓库里看到,近800平方米的大仓库里,一万箱袜子堆积如山,上面布满灰尘。
  据今年6月“产成品入库月报表”记载,这批积存袜子中,1991年以前的占60%,1991年到1993年的占30%,1993年以后的占10%。
  报表上的货号c4-004,反映的是1986年生产的一批麻料袜子,现存3300双,在仓库里一睡十年。仓库保管员对记者说,这种袜子压在底下,现在变成什么样都无法知道,可以肯定地说,已卖不了“原来的那个价了”。
  所谓“原来的那个价”,指的是“产成品”资金账户上记的那个价。它是当初生产这些袜子时按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制造费用等计算出来的成本价。这些袜子按其入库时的价格,总价值238万元。这个数进入企业的“产成品”资金账户,曾作为各年的生产业绩。
  仓库里的袜子是从1987年开始积压的,起初只有几十万双,到1992年达到100多万双,企业经营陷入困境。这期间厂长换了两任。有商家找上门来,要求买“处理的袜子”,厂决策层犯难:企业虽有处理积压品的权力,但把这批袜子按市场价处理掉,上级考核企业法人代表经营业绩的重要指标——利润就会大受影响,降多少就表现为当年企业经营亏多少。如果降价20%销售,账面上的238万元产成品实现的销售仅为190.4万元,硬亏47.6万元。不降价,销不动,东西在,账面上的238万元“产成品”资金账户,年年照算。
  140万双袜子继续在仓库里沉睡。1995年,这批“袜子”转到现任厂长的手中。这任厂长也“头疼”:去年初, 厂里处理了一笔童袜,救活了几万元死钱,账面上却“亏损9万元”。还是按老皇历办好:“新官不理旧账”。
  此后,不断有客商来到袜厂。但商家的要价越来越低,工厂也感到越卖越亏。常常是到仓库来看的多,买卖做成的少。去年10月,吉林一位客商到厂里,要把这140万双袜子全部吃进,商家开价0.5元一双。账面上的238万元,连100万元也不值了。工厂担心与“原来的那个价”差得太大,生意最终没做成。
  目前厂里已亏损400多万元。140万双袜子仍“安睡”在仓库里。仓库里袜子一天天贬值,但袜子的仓储维护费却在增加,单银行利息一年要付十几万元;仓库如果租出去,一个平方米最少5元钱,一年也是5万元。如今的仓库,少有人去。为了对付老鼠,厂里春夏秋冬四季更换鼠药。据介绍,老鼠经常把纸箱咬破,工人还得把咬破的纸箱子换掉。这些年来,这堆袜子曾被转移过4次,每次用工不下300人,要拖80多卡车,费时个把星期。 这140万双袜子啊!
  长江日报记者余兰生
  原载《长江日报》1997年7月30日一版
  记者手记
  “回头看不是为了走回头路”
  因为好奇,我接下了“140万双袜子的命运”的采访任务。可是当了解越深入,越觉得这个题目难写。采访前,彻夜难眠;采访后,迟迟没有动笔。
  通过这些天的采访,我认识到,《140万双袜子的命运》之所以在21年后仍受到关注,不仅因为它是一篇获得中国新闻奖的作品,更重要的原因在于这篇报道直击当时国企存在的问题。
  报道的是武汉袜厂商品积压的事,问题却具有普遍性,因此受到全国关注,它让更多人去思考,问题从何而来,如何解决,从而校准改革注意力、坚定改革发展决心。报道出来后不久,党的十五大召开,对国企体制、所有制改革有了明确的方针政策指引。
  在和余兰生老师的交流过程中,发现一篇重要稿件的出炉,绝非偶然,写一篇好稿件要“脱掉一层皮”。作为一名记者,不仅仅是记录者,还必须具备敏锐的观察力、扎实的专业知识、独立的思考能力,以及足够的耐心。
  “回头看不是为了走回头路,必须展望未来。”听完余兰生老师这句话,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改革开放走过40年,新闻作品是时代的见证,关注发展,推动进步。这次采访不同于以往,与其说是工作,不如说是学习。
  长江日报记者陶常宁
  【编辑:叶子】
  (作者:陶常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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