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武商夜景长江日报记者任勇 摄


　　陈智采访长江日报老记者郭淑芸（右）
　　能否深入理解资本运作的规律、能否让资本最大限度增值，从而回报员工、股东和社会，是衡量企业家能力和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标志。可是，今天人们难以想象的是，“资本”曾经和“市场”一样，是一个十分“危险”的词汇，人们一度谈“资”色变。即使在1997年，改革开放已近20年，人们仍然小心翼翼地避开资本，只是用资金、资产这样的词汇来代替。
　　1997年8月7日，长江日报在头版头条推出长篇通讯《武商“资本论”》，报道了武商集团的资本运作，旗帜鲜明地谈论“资本”，启发人们重新认识资本，引领了一场思想解放的浪潮。
　　2018年11月13日下午，长江日报记者采访了《武商“资本论”》的作者、时任长江日报市场新闻部记者郭淑芸。时隔21年，她为我们讲述了报道背后以思想解放推动改革开放的精彩故事。
　　回访
　　从武商报表中
　　发现“奇特利润结构”
　　1997年上半年，郭淑芸担任经济新闻记者的第八个年头，她发现，以武商集团为代表的少数商业企业，不满足于只是靠卖商品赚差价，而是开始悄悄进行资本运作。她感觉到，挖掘这个经济界的新动向，应该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高调为资本洗刷污名，能见报吗？会不会有风险。”经过一番“纠结”，郭淑芸说服了自己，“中国的改革开放一直是在思想解放的推进下引领的，没有思想解放就没有改革开放，‘资本’的思想禁区必须要打开。”1997年夏天，她鼓起勇气，向报社报了“武商‘资本论’”这个选题。
　　“选题是从一则枯燥的数据报表中发现的，报表显示，在中国商业企业排行榜中，武商集团的商品销售额连续4年排在第三至第六名，利润却连续4年名列第一。”从数据、报表和材料中，郭淑芸发现，卖商品只是武商“奇特利润结构”的一部分，兼并、搞商业房地产、直接向其他企业投资参股等等，都是他们“钱生钱”的好办法。
　　她决定，不能只发一条简讯，而要抓住机会，探寻武商集团资本运作背后思想解放的意义，大胆地触及“资本”这一敏感区域，澄清人们对“资本”的误解：资本和土地、厂房、人员一样，只是一种生产要素，而探索资本运作的规律，让资本最大限度地增值，是企业经营者的天职。听了郭淑芸报的选题，当年分管业务的报社领导立刻拍板，“这个好！”，并亲自率队走进武商集团采访。
　　全国企业来汉学习资本运作
　　通过长江日报的报道，武商人一系列“新颖”“新奇”“新鲜”的资本运作模式被广为传播。这个土生土长的武汉企业，在极具创新意识和实干精神的企业家毛冬声带领下，在创造多个“全国第一”之后，又一次引领中国商界改革开放的大潮。
　　一时间，报道在媒体同行和经济界引发强烈反响。在汉企业纷纷组织学习报道全文，一批批来自北京、深圳、西安等全国各地的商业企业来汉学习先进的“武商模式”，企业家们开始理直气壮地谈论资本、运作资本。这一年，《经济日报》等一些国内媒体也开始推出探索资本运作规律的报道。时任武汉市副市长张代重称赞这篇报道“搞得好”，解放了企业界的思想。
　　2009年，78岁的毛冬声再次接受长报记者采访时，依然不忘《武商“资本论”》，认为这篇报道“靠实例统一了思想”。
　　对于报道带来的影响，郭淑芸说“既在意料之中，又出乎意料之外”。在郭淑芸看来，40年改革开放经历了这样一种良性循环：首先是少数敢于吃螃蟹的先行者，顺应民众迫切想改善生活的朴素愿望，小心翼翼地冲破一些观念误区、机制体制障碍，积极探索和实践，用事实说话；紧接着，敏感的媒体进行报道和传播，形成良好的舆论氛围；理论界因此进行更深入的总结，引领思想解放；国家层面据此制定新的方针政策，推动改革开放不断走向深入。
　　“一篇有特定意义的报道，往往能起到解放思想、先声夺人的作用，思想一旦解放，旧的生产关系也会慢慢瓦解，将直接带来一整片生产力的解放，为经济发展带出一片光明”。
　　武汉常开风气之先的密码
　　客观地说，武汉的城市地位、人口基数、收入水平都不如北上广，为何中国商界最赚钱的“老大”却在这里诞生？
　　回溯历史，郭淑芸认为“这绝非偶然”。武汉属于楚文化地域，“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是楚文化精神的生动写照，“四大名镇”是武汉的历史名片，洋务运动、西学兴盛是近代武汉的先进景观，辛亥革命第一枪、改革开放排头兵，是武汉的光荣与梦想。
　　武汉拥有得天独厚的地域优势和悠久的经商传统，商业资源和经营人才不断积累、沉淀、传承。1979年，武汉在全国率先恢复了中国第一个小商品市场——汉正街，“天下第一街”再次美名远播。1984年，国务院办公厅批复了武汉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方案，武汉成为中国改革的重镇；同年6月，武汉做出“敞开城门，两通（交通、流通）突破”的决策，开全国风气之先。
　　“货到汉口活”“买全国、卖全国”，是对武汉商业的生动写照。几年工夫，汉正街成为年销售额突破百亿元、辐射全国的小商品集散中心。到1991年，全国评选出的百家最大零售商场中，武汉商场、中南商业大楼、中心百货大楼等多家商店榜上有名，入选数量居全国城市之首。1992年，鄂武商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武商集团成为中国第一家异地上市的商业公司。随后，中商、汉商、中心百货、六渡桥相继上市。
　　郭淑芸认为，武汉提出的“敢为人先、追求卓越”的城市精神，是非常精辟的提炼，“敢闯、敢试、敢探索的精神，让武汉常开风气之先”。
　　改革开放是为了每个人的幸福
　　在郭淑芸看来，改革开放是个系统工程，牵连着几代人的命运。一路走来，看似“轻舟已过万重山”，实则“路途漫漫”，无数人都在上下求索。从思想观念到制度层面，每走一步都不轻松。从“产品”和“商品”，从“计划”和“市场”，改革的步子一步一步“趟”到过去不敢想象的“深水区”。从某种意义上说，“资本”是经济领域中少数几个最后被“解放”的禁区。
　　“资本不姓资，这在今天已经是常识。这说明，很多时候，改革开放往往是对常识的一种回归，然后让常识成为更高层面的共识，用共识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这也是改革开放历程中一种独特的思想解放模式”。
　　“我们为什么要改革开放？肯定不是为改革而改革，为开放而开放，而是为了让每一个人都能过上美好生活，都拥有追求幸福的权利，这个才是改革开放最根本的目的，是改革开放永远不变的初心”。
　　经过40年征程，改革开放正在走向更广阔的天地。郭淑芸认为，“时代认知和战略胸襟”是我们迈好下一步的必要条件。“在全球化时代，地球人生活在高科技、高互联、高依存的环境中，谁也离不开谁。只有读懂了这个时代，才能拥有更广大的胸襟，实现更高层次的飞跃”。
　　原稿节选
　　武商“资本论”


　　中国商界有个谜。
　　在中国零售企业排行榜上，武商集团的商品销售额连续4年排在第三至第六名，利润却屡屡高踞榜首。
　　武商人特别能赚钱的“谜底”是什么？翻开武商十余年发展史，我们读到的是一部特殊的“资本论”。
　　新颖的“利润结构”——办企业就是盘资本
　　自1993年来，武商集团的财务报表已是第四次重复同样的故事。
　　奇特的利润结构背后众说纷纭。商界有人说他们“不务正业”，武商集团董事长毛冬声这样回答：盘企业就是“盘资本”，就是让“钱生钱”。
　　近几年，他们买地皮，搞起了房地产，还直接向其他企业投资参股。公司征用了待开发的土地350亩，建起了高50层、总面积17万平方米的武汉广场，3栋名为“东舜花园”的居民住宅楼，一栋面积为9万平方米的武商百盛国际批发中心。此外，公司还投入2000万元的巨资，选择武钢自备发电厂、三峡证券公司、企业家海南开发公司、上海华联商厦等市内外企业进行参股。
　　新奇的“利润早产”——资本转得快才能赚得多
　　钱从哪里来？武商人通过涉足房地产行业，创造了一个“花1亿元资金干6亿元的大事”的资本营运奇迹。集团与香港德信集团合资组建华信房地产开发公司，共同建设楼高50层、总建筑面积达17.5万平方米的武汉广场。通过到境外售楼花，华信房地产公司获得6亿元利润，武商集团分得3亿元。高楼还没建到一半，武商集团用4亿元的巨资，购买了武汉广场1至8楼的面积产权。
　　武商的前身是1959年建成的武汉友好商场，到1983年走过24个春秋，净资产才108万元，目前已拥有资产21亿元。这14年迅速长大靠的是资本的流动和重组。
　　新鲜的“举债思维”——资本是债务的变种
　　武商的发家史其实是一部举债史。
　　1985年9月1日，改造后的武汉商场面貌一新，营业面积扩大5000余平方米。一年后，商场年销售额突破两亿元大关，比改造前翻一番；年利润由500万元上升到1200万元。压力终得回报，武商人备尝苦与甜：借钱要还钱，举债背风险；债务又是企业发展的本钱。从此，举债成为武商的一个常规动作，资本增值伴随着“举债还债”的一次次循环。
　　1986年岁尾，当理论界对股份制姓“社”还是姓“资”争论不休时，武商甘当股份制改革的“出头鸟”。毛冬声说：“选择股份制就是借股东的钱办企业。”武商用吸纳的第一笔1600万元股金补充流动资金，盘名优商品，不仅每年节省200万元的贷款利息，还使企业销售额在2亿元的基础上每年以35％至40％的惊人速度递增。1992年底， 武商股票在深圳上市，成为中国商业“第一股”。上市企业犹如一个巨大的磁场，吸引更多寻求高额回报的股金。1992、1993两年间，通过扩股、配股，6.1亿元巨额股金汇聚武商。
　　除了向银行、股东举债，武商人还善于借外资办企业。从1994年以来，集团分别与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共组建7个合资企业，引进外资总额达6000万美元。
　　在武商人眼里，举债其实是“借资本生金蛋”，资本就是债务的变种。
　　长江日报记者郭淑芸 通讯员张隆太
　　原载《长江日报》1997年8月7日一版
　　记者手记
　　改革开放“原住民”
　　《武商“资本论”》，标题简洁、响亮、鲜明，又暗含玄机。正是冲着这个亮眼的标题，我选择采访它的作者郭淑芸。
　　郭老师告诉我，《武商“资本论”》是先有题，才有文，报选题之前在心中酝酿了很久。在谈“资本”就心虚气短的年代，短短5个字，足以引发读者的深入思考。“要破除思想禁锢，‘资本’这个关键词一定要上题”。
　　1989年从人大新闻系毕业后，21岁的她被分配到长江日报。她没有像大多数女孩那样，去政文部、文化副刊，而是主动要求当一名经济新闻记者。“我特别渴望真正把握时代的方向，了解中国的现实，并思考自己能够做点什么。”郭老师说。
　　郭老师出生于1968年底，她这代人在求学、工作时期正好赶上改革开放，自身生活与改革开放的轨迹紧密相连，思想转变、观念革新、风尚变化，让他们兴奋、好奇，同时特别喜欢阅读、观察和思考，自自然然养成了“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绑在一起”的家国情怀，常怀“把所有的学养、思考和期盼放到稿子里去”的迫切心情。
　　面对郭老师，我不禁问自己，做到了几成？90后的我，作为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原住民”，我们其实每天都理所当然地享受着改革开放的巨大成果，以为这是天经地义的“标配”生活。今天的我们生活在“过剩时代”，整天被各种花样百出的广告和促销轰炸，24小时都能在手机上淘宝，很难理解祖辈和父辈们攥着粮票、油票、肉票，天不亮就去排队抢购生活必需品的日子；今天各种资本运作眼花缭乱，我们很难理解谈资色变的年代。对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幸运，也许我们永远只能了解冰山一角。
　　长江日报记者陈智
　　【编辑：叶子】
　　（作者：陈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