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日报老记者黄启疆接受采访 长江日报记者许魏巍 摄


　　格里希厂长在武汉柴油机厂加工车间检查零部件质量 新华社资料图
　　对外开放给中国带来了资金、技术和人才，也引来了国外先进管理经验。
　　1984年12月12日，一篇题为《格里希从严治厂纪事》的通讯登载在长江日报头版头条。德国技术专家威尔纳·格里希，是武汉引进的“中国第一个洋厂长”。这篇报道让人们第一次知道这位“十分严厉”、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改革治厂的德国人。
　　30多年后，长江日报记者回访当年采访格里希的老记者及格里希的武柴老同事，依然能感受到当年的改革锐气和开放新风。
　　回访
　　引进洋厂长
　　武汉大胆尝试引全国瞩目
　　1984年，德国退休专家威尔纳·格里希来到武汉担任武汉柴油机厂顾问，几个月后，武汉市政府任命其担任武柴厂长，统管全局。
　　格里希初到时，武汉柴油机厂管理混乱，产量和质量均居全国同行业之末。两年任期满后，武柴年产柴油机从1.83万台增加到6万台，产品使用寿命增加一倍，出口到东南亚7个国家，并成功扭亏为盈。
　　改变是如何发生的？长江日报老记者、《格里希从严治厂纪事》的作者黄启疆在报道中提到了格里希从严治厂抓管理的诸多细节：
　　“更大的质量问题暴露了……‘这简直是一场灾难！’颇有涵养的格里希顿时动火了：‘决不能这样欺骗用户！我的目标是国际市场！’他把检验科长等‘请’进了办公室，严厉地进行了批评。几天后，格里希提笔签署了命令，免去了总工程师和检验科长的职务……格里希的‘板斧’一砍而下，全厂震惊。人们再也不敢掉以轻心、马马虎虎了。”
　　报道还写到，格里希提着满满一皮箱的检测工具来厂里，每天背上工具包，带着放大镜、小锤子和吸铁笔，亲自到车间巡查产品质量；对工作作风松垮、上班闲聊的员工发火，提出“在现在看起来平常，但在当年很不可思议的”工作纪律等。
　　武柴原冷焊车间职工程忠杰夫妇回忆：“三车间原来有个工人，工作时看报纸，他（格里希）冲上去就把报纸撕了。晚上八九点，（格里希）天天跑到仓库、车间去，别人以为是发货的，实际上是厂长。”
　　报道发表后，一个有血有肉的“洋厂长”形象第一次进入公众视野，“武汉出了个洋厂长”开始为全国所知。朱镕基同志曾专门约见格里希听取他的意见，称他为“质量先生”。国务院原副总理姚依林五次接见他。武汉市引进人才为改革发力的大胆尝试，引起全国瞩目。
　　全民展开大讨论：
　　我们为什么严不起来
　　黄启疆回忆，“洋厂长”成了红人，但争议也从未停过，“洋厂长不懂国情、不适合在中国当厂长”的声音一直存在。
　　1985年1月6日,《长江日报》的头版头条，罕见地刊登了一名普通工人和时任武汉市长吴官正的往来信件。
　　“这名给市长写信的工人是一位关心时事的聋哑人”，黄启疆记得，他在信中提出一个十分犀利的问题：外国厂长能办到的事，中国厂长为什么办不到？
　　这封信被递到了吴官正那里，没想到，不仅回了信，还支持长江日报就此展开讨论。在回信中，吴官正说：我们在许多方面还不如人家，落后就要请先生，格里希就是我们要请的先生中的一个。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引进人才，把武汉的企业整顿好、管理好、建设好。
　　“确实，格里希没有什么神奇、特殊本领，他的经验说到底是个‘严’字——严格按科学规律办事，按规章制度办事，严于律己，从严治厂。我们为什么严不起来呢？ 是不合时宜的领导体制捆住了我们的手脚吗？是上级领导不支持吗？是担心群众怕严吗？是我们不敢和不愿这样做吗？”吴官正在信中写道。
　　“为什么严不起来”，此后，一场涉及全社会、各阶层的大讨论热烈展开。工厂的工人、领导、大学老师、武汉市民……都参与到这场大讨论中。“有人反映关系户、走后门的情况，有人分析自己的工厂效益不行的原因……”讨论持续了5个月，人们的讨论重心也逐渐从“洋厂长能不能管好国企”变成了反思国企自身管理的不足。
　　第一个洋厂长为什么出现在武汉？
　　“这和武汉人的敢为人先精神分不开”
　　“现在人可能无法理解，一个国有企业请一个外国人当厂长，在当年是多么石破天惊的事情。”黄启疆回忆，在格里希的聘任仪式上，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各大媒体悉数到场，但在仪式后接到有关部门的通知：先不报道，看看再说。
　　因此，仪式过后，全国媒体几乎一片沉默，仅《羊城晚报》发表了一篇200余字的消息。
　　时任国务委员张劲夫获悉此事后极为赞赏，肯定武汉“大胆走了第一步”“将引起全国的注目”。报道才由此进行。
　　中国第一个洋厂长为什么出现在武汉？长江日报记者采访了时任武汉市外办的副主任吕志清，他说，这和武汉人一贯的敢为人先精神分不开。
　　此前，格里希作为技术顾问来武柴考察，本可在几个月后就回国，“但是厂长们也不得罪他，他说他的，我做我的，格里希很生气，一次他发牢骚说：‘我是来诚心帮你们的，不是来消磨时间的。我要是厂长，就不是这样的搞法。’”外办将这句话汇报给了市领导，并按要求找出请外国人当厂长的“政治和哲学依据”。一句牢骚引发了变革。
　　黄启疆说，格里希带给武汉的，是思想的解放和认识的突破，他当时的许多惊人举措，在今天看来，都被证明是科学的。
　　30多年过去了，如今，中国已成为世界制造大国，武汉吸引了来自全球的优秀人才，外国人担任企业高管不再罕见，人们更习以为常的是，企业里越来越多的“洋雇员”。
　　现任东风格特拉克汽车变速箱有限公司副总裁的拉尔夫·巴比安（Ralf Barbian）来自德国，他说，自己从小就梦想来中国工作，2017年从上海调到武汉并担任高管，感到在武汉找到了最好的工作前景和生活方式。记者采访时，他不断询问“如何才能申请武汉‘绿卡’”。
　　在武汉三牛中美中学负责管理工作的美国人约翰说，同事里很多都是来自各个国家的人才，大家交流发现，几年前，多数人可能会更多考虑在国外或北上广发展，但今天，武汉的国际化氛围已经不逊色，是值得去拼搏的地方。如今，他已经和妻子儿女定居武汉，孩子也在武汉接受教育。
　　原稿节选
　　格里希从严治厂纪事“
　　我的目标是国际市场”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十一月上旬，更大的质量问题暴露了！格里希突然发现，加工车间流水线上有几台缸体紧固水箱的螺孔违反了图纸规定，被钻穿了。他立即下令，停工检查。他亲自动手，一下查出了二百五十台。责令全部退工，并派专人监督，逐台复查。
　　有人不以为然：过去不都是这么干的么？又不影响性能，照样卖得出去！
　　“这简直是一场灾难！”颇有涵养的格里希顿时动火了：“决不能这样欺骗用户！我的目标是国际市场！”他把检验科长等“请”进了办公室，严厉地进行了批评。几天后，格里希提笔签署了命令，免去了总工程师和检验科长的职务……
　　格里希的“板斧”一砍而下，全厂震惊。人们再也不敢掉以轻心、马马虎虎了。
　　格里希规定：无论何人，都要严格遵守八小时工作制。他反复强调：上班不准松松垮垮、稀稀拉拉。七点钟上班并不是七点钟进厂，而是七点钟开动机器。七点钟进厂门，那不叫七点钟上班。
　　他曾列举他观察到的情况，当众算过一笔账：因迟开车、早关车，平均每人每天至少有七十分钟浪费掉了。全厂每天损失工时二千四百多个，一年合计就高达六十万个工时。他大声疾呼：“以后不能再支付这种不干活的工资了！”
　　“格里希，格里希，正是要‘革’‘你’的‘稀’拉作风呀！”职工们诙谐地议论着，也为有这么一位严格的 厂长而自豪。
　　格里希治厂严，律己更严。
　　“工厂是你们的，也是我的！”格里希满怀深情地向青年们说道：“我把我自己当作中国人来看待——我是中国人！”
　　通讯员刘嘉杰 长江日报记者黄启疆
　　原载于《长江日报》1984年12月12日一版
　　记者手记
　　改革深水区的镜鉴
　　日前，我在长江日报大楼见到了71岁的长江日报老记者黄启疆。他手里夹着一个文件夹，里面装着一本收录了他的报道的《好新闻获奖作品选》、一本关于他的报道对象《威尔纳·格里希》。
　　《格里希从严治厂纪事》获得中国好新闻二等奖，黄启疆认为，这与报道选取的角度“从严治厂”有关。在今天看来，格里希提出的那些理论似乎并没有什么高深的，但他对质量的苛求，在那个吃大锅饭的年代，可以说是不为人理解的，也遭遇了巨大的阻力。“从严治厂，质量第一”，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
　　记者在采访与格里希有过交集的武柴老员工时，他们都对这位德国人的“严厉”和改革举措打心眼里敬佩。2005年4月17日，格里希逝世后，武汉市和德国的杜伊斯堡分别竖立了格里希的两尊铜像。原外国专家局局长周健文说：他是改革开放以来武汉唯一筑铜像纪念的外国人，40年唯一的礼遇。
　　现在人们很难想象一位“洋厂长”当年在武汉乃至全国引起的震动。武汉市在引进人才上的大胆尝试，开了风气之先，为全国在引进智力助力改革上树立了典范。
　　当前，改革进入深水区，30多年前的这段历史，对于当今或许仍有借鉴作用。
　　长江日报记者占思柳
　　【编辑：叶子】
　　（作者：占思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