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进中国第一个洋厂长,大胆尝试引全国瞩目 武汉将“敢为人先”进行到底
2018-11-26 08:41:00 来源: 长江日报


  长江日报老记者黄启疆接受采访 长江日报记者许魏巍 摄


  格里希厂长在武汉柴油机厂加工车间检查零部件质量 新华社资料图
  对外开放给中国带来了资金、技术和人才,也引来了国外先进管理经验。
  1984年12月12日,一篇题为《格里希从严治厂纪事》的通讯登载在长江日报头版头条。德国技术专家威尔纳·格里希,是武汉引进的“中国第一个洋厂长”。这篇报道让人们第一次知道这位“十分严厉”、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改革治厂的德国人。
  30多年后,长江日报记者回访当年采访格里希的老记者及格里希的武柴老同事,依然能感受到当年的改革锐气和开放新风。
  回访
  引进洋厂长
  武汉大胆尝试引全国瞩目
  1984年,德国退休专家威尔纳·格里希来到武汉担任武汉柴油机厂顾问,几个月后,武汉市政府任命其担任武柴厂长,统管全局。
  格里希初到时,武汉柴油机厂管理混乱,产量和质量均居全国同行业之末。两年任期满后,武柴年产柴油机从1.83万台增加到6万台,产品使用寿命增加一倍,出口到东南亚7个国家,并成功扭亏为盈。
  改变是如何发生的?长江日报老记者、《格里希从严治厂纪事》的作者黄启疆在报道中提到了格里希从严治厂抓管理的诸多细节:
  “更大的质量问题暴露了……‘这简直是一场灾难!’颇有涵养的格里希顿时动火了:‘决不能这样欺骗用户!我的目标是国际市场!’他把检验科长等‘请’进了办公室,严厉地进行了批评。几天后,格里希提笔签署了命令,免去了总工程师和检验科长的职务……格里希的‘板斧’一砍而下,全厂震惊。人们再也不敢掉以轻心、马马虎虎了。”
  报道还写到,格里希提着满满一皮箱的检测工具来厂里,每天背上工具包,带着放大镜、小锤子和吸铁笔,亲自到车间巡查产品质量;对工作作风松垮、上班闲聊的员工发火,提出“在现在看起来平常,但在当年很不可思议的”工作纪律等。
  武柴原冷焊车间职工程忠杰夫妇回忆:“三车间原来有个工人,工作时看报纸,他(格里希)冲上去就把报纸撕了。晚上八九点,(格里希)天天跑到仓库、车间去,别人以为是发货的,实际上是厂长。”
  报道发表后,一个有血有肉的“洋厂长”形象第一次进入公众视野,“武汉出了个洋厂长”开始为全国所知。朱镕基同志曾专门约见格里希听取他的意见,称他为“质量先生”。国务院原副总理姚依林五次接见他。武汉市引进人才为改革发力的大胆尝试,引起全国瞩目。
  全民展开大讨论:
  我们为什么严不起来
  黄启疆回忆,“洋厂长”成了红人,但争议也从未停过,“洋厂长不懂国情、不适合在中国当厂长”的声音一直存在。
  1985年1月6日,《长江日报》的头版头条,罕见地刊登了一名普通工人和时任武汉市长吴官正的往来信件。
  “这名给市长写信的工人是一位关心时事的聋哑人”,黄启疆记得,他在信中提出一个十分犀利的问题:外国厂长能办到的事,中国厂长为什么办不到?
  这封信被递到了吴官正那里,没想到,不仅回了信,还支持长江日报就此展开讨论。在回信中,吴官正说:我们在许多方面还不如人家,落后就要请先生,格里希就是我们要请的先生中的一个。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引进人才,把武汉的企业整顿好、管理好、建设好。
  “确实,格里希没有什么神奇、特殊本领,他的经验说到底是个‘严’字——严格按科学规律办事,按规章制度办事,严于律己,从严治厂。我们为什么严不起来呢? 是不合时宜的领导体制捆住了我们的手脚吗?是上级领导不支持吗?是担心群众怕严吗?是我们不敢和不愿这样做吗?”吴官正在信中写道。
  “为什么严不起来”,此后,一场涉及全社会、各阶层的大讨论热烈展开。工厂的工人、领导、大学老师、武汉市民……都参与到这场大讨论中。“有人反映关系户、走后门的情况,有人分析自己的工厂效益不行的原因……”讨论持续了5个月,人们的讨论重心也逐渐从“洋厂长能不能管好国企”变成了反思国企自身管理的不足。
  第一个洋厂长为什么出现在武汉?
  “这和武汉人的敢为人先精神分不开”
  “现在人可能无法理解,一个国有企业请一个外国人当厂长,在当年是多么石破天惊的事情。”黄启疆回忆,在格里希的聘任仪式上,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各大媒体悉数到场,但在仪式后接到有关部门的通知:先不报道,看看再说。
  因此,仪式过后,全国媒体几乎一片沉默,仅《羊城晚报》发表了一篇200余字的消息。
  时任国务委员张劲夫获悉此事后极为赞赏,肯定武汉“大胆走了第一步”“将引起全国的注目”。报道才由此进行。
  中国第一个洋厂长为什么出现在武汉?长江日报记者采访了时任武汉市外办的副主任吕志清,他说,这和武汉人一贯的敢为人先精神分不开。
  此前,格里希作为技术顾问来武柴考察,本可在几个月后就回国,“但是厂长们也不得罪他,他说他的,我做我的,格里希很生气,一次他发牢骚说:‘我是来诚心帮你们的,不是来消磨时间的。我要是厂长,就不是这样的搞法。’”外办将这句话汇报给了市领导,并按要求找出请外国人当厂长的“政治和哲学依据”。一句牢骚引发了变革。
  黄启疆说,格里希带给武汉的,是思想的解放和认识的突破,他当时的许多惊人举措,在今天看来,都被证明是科学的。
  30多年过去了,如今,中国已成为世界制造大国,武汉吸引了来自全球的优秀人才,外国人担任企业高管不再罕见,人们更习以为常的是,企业里越来越多的“洋雇员”。
  现任东风格特拉克汽车变速箱有限公司副总裁的拉尔夫·巴比安(Ralf Barbian)来自德国,他说,自己从小就梦想来中国工作,2017年从上海调到武汉并担任高管,感到在武汉找到了最好的工作前景和生活方式。记者采访时,他不断询问“如何才能申请武汉‘绿卡’”。
  在武汉三牛中美中学负责管理工作的美国人约翰说,同事里很多都是来自各个国家的人才,大家交流发现,几年前,多数人可能会更多考虑在国外或北上广发展,但今天,武汉的国际化氛围已经不逊色,是值得去拼搏的地方。如今,他已经和妻子儿女定居武汉,孩子也在武汉接受教育。
  原稿节选
  格里希从严治厂纪事“
  我的目标是国际市场”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十一月上旬,更大的质量问题暴露了!格里希突然发现,加工车间流水线上有几台缸体紧固水箱的螺孔违反了图纸规定,被钻穿了。他立即下令,停工检查。他亲自动手,一下查出了二百五十台。责令全部退工,并派专人监督,逐台复查。
  有人不以为然:过去不都是这么干的么?又不影响性能,照样卖得出去!
  “这简直是一场灾难!”颇有涵养的格里希顿时动火了:“决不能这样欺骗用户!我的目标是国际市场!”他把检验科长等“请”进了办公室,严厉地进行了批评。几天后,格里希提笔签署了命令,免去了总工程师和检验科长的职务……
  格里希的“板斧”一砍而下,全厂震惊。人们再也不敢掉以轻心、马马虎虎了。
  格里希规定:无论何人,都要严格遵守八小时工作制。他反复强调:上班不准松松垮垮、稀稀拉拉。七点钟上班并不是七点钟进厂,而是七点钟开动机器。七点钟进厂门,那不叫七点钟上班。
  他曾列举他观察到的情况,当众算过一笔账:因迟开车、早关车,平均每人每天至少有七十分钟浪费掉了。全厂每天损失工时二千四百多个,一年合计就高达六十万个工时。他大声疾呼:“以后不能再支付这种不干活的工资了!”
  “格里希,格里希,正是要‘革’‘你’的‘稀’拉作风呀!”职工们诙谐地议论着,也为有这么一位严格的 厂长而自豪。
  格里希治厂严,律己更严。
  “工厂是你们的,也是我的!”格里希满怀深情地向青年们说道:“我把我自己当作中国人来看待——我是中国人!”
  通讯员刘嘉杰 长江日报记者黄启疆
  原载于《长江日报》1984年12月12日一版
  记者手记
  改革深水区的镜鉴
  日前,我在长江日报大楼见到了71岁的长江日报老记者黄启疆。他手里夹着一个文件夹,里面装着一本收录了他的报道的《好新闻获奖作品选》、一本关于他的报道对象《威尔纳·格里希》。
  《格里希从严治厂纪事》获得中国好新闻二等奖,黄启疆认为,这与报道选取的角度“从严治厂”有关。在今天看来,格里希提出的那些理论似乎并没有什么高深的,但他对质量的苛求,在那个吃大锅饭的年代,可以说是不为人理解的,也遭遇了巨大的阻力。“从严治厂,质量第一”,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
  记者在采访与格里希有过交集的武柴老员工时,他们都对这位德国人的“严厉”和改革举措打心眼里敬佩。2005年4月17日,格里希逝世后,武汉市和德国的杜伊斯堡分别竖立了格里希的两尊铜像。原外国专家局局长周健文说:他是改革开放以来武汉唯一筑铜像纪念的外国人,40年唯一的礼遇。
  现在人们很难想象一位“洋厂长”当年在武汉乃至全国引起的震动。武汉市在引进人才上的大胆尝试,开了风气之先,为全国在引进智力助力改革上树立了典范。
  当前,改革进入深水区,30多年前的这段历史,对于当今或许仍有借鉴作用。
  长江日报记者占思柳
  【编辑:叶子】
  (作者:占思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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