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富春。记者李子云 摄
　　长江日报融媒体3月11日讯（记者李煦）今年1月《论儒道禅》出版，至此，武大教授彭富春的“国学五书”（《论国学》《论孔子》《论老子》《论慧能》《论儒道禅》）全部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完毕。其中《论国学》英译项目获2018年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立项；此前，该书韩文版已于2016年立项，由韩国学者翻译出版。日前，读+记者专访了彭富春。
　　国学实为国魂之学
　　读+：您用“国学五书”来概括自己的系列著作，目前被国家社科基金选中向国外推介的也是《论国学》，那么“国学”到底是什么？
　　彭富春：对于国学有许多解释，它可以包括各种范围和层面的研究，如中国文学、史学和哲学，但其根本核心是“中国之作为中国”的精神，国学必须理解为国魂之学。
　　然而，中国的灵魂是什么？中国的灵魂是规定者，它指引了中国人的存在、思想和言说，影响了中国千年历史的命运。这个规定者不是其他什么东西，而就是中国的智慧，亦即儒家、道家和佛家的智慧。在这样的意义上，国学的根本就是中国的智慧之学。
　　中国的智慧是丰富的和悠久的。我们既要揭示其建筑结构，如存在、思想和语言等层面，也要分析其历史形态，如儒道禅等。在此基础上，要区分中国智慧中死去的东西和活着的东西，并提出一种新的中国的智慧的可能。这才是真正的中国意识的觉醒。唯有如此，才能国魂永存。


　　《论国学》
　　读+：您提到了中国国魂、中国精神、中国智慧，与其他民族相比，我们的独特之处在哪里？
　　彭富春：人们一般认为，爱国主义、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等是中华民族精神具体的表现。在五千年的历史中，中华民族的确显现了这些美德。但也必须承认，世界上其他优秀的民族也拥有这些美德。
　　因此我们必须揭示出中华民族与世界其它民族不同的精神。但何处可以寻找到它呢？民族精神不仅表现在其一般的日常生活和伟大的历史事件，而且表现为其智慧，并主要包含在文学艺术、哲学和宗教等形态之中。
　　与西方人相比，中国人拥有其独特的智慧。中国的智慧主要表现在儒道禅（佛）的思想当中。儒家主要是主张仁爱天下。它要人如同爱自己的亲人一样而爱天下大众，因此就有“四海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之类的箴言。仁义道德成为了中国人做人的基本规范。道家强调道法自然。它认为文明压抑了人的天性，因此希望回归自然，让人性得到自由成长。佛教宣扬悲智双运，就是要求人们通过心灵的觉悟获得慈悲和智慧。大乘佛教所具有的菩萨情怀不仅渡己，而且渡人。
　　唐宋以来，中国知识分子都行走在儒道禅（佛）之间，他们的思想也影响了一般大众的生活、思考和言说，从而陶冶中华民族的气质、性格和精神。因此可以说，中华民族精神的根本就是儒家的仁爱天下、道家的道法自然和佛家的悲智双运。这使中华民族不仅不同于西方民族，也不同于东方的其他民族。
　　“天人合一”实际上是“人服从天”
　　读+：今天，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上学、毕业、每天工作8小时，过着平凡的生活，他该如何汲取传统智慧的营养？
　　彭富春：这也是我常常思考的问题。现在有3种“国学热”，有的是游走于政商之间，有的是老板驾驭员工之道，还有的干脆就是打着国学的幌子逐利，这3种都不可取。作为思想者和写作者的知识分子，有义务、有责任传播中国传统的精华，对其糟粕保持足够的警惕。总的来说，“热”就是不正常，是发炎、生病，“不温不火”的状态才是长久、可持续的。


　　《论老子》
　　读+：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中国传统或者说儒道禅各有哪些糟粕？
　　彭富春：没有哪个民族像中国一样注重“天人合一”，他是中国人存在、思想和语言的根据，是人生的最高境界、理想和目的。但天人合一有它的限度，它忽视了天人的差异，同时天人不是平等的。在天人合一中平等和谐只是假象，真实的是天对于人的控制和支配。天人合一实为人服从天，西方则是天服从人。
　　就儒道禅而言，儒家思想不重视个体，人是分等级序列的，人不可能自己规定自己，而只能被父亲和君王所规定。
　　老子否定欲望、工具和技术的意义。禅宗重心不重色，重精神不重物质，重空不重有，重变化不重静止，轻视了现实存在和生活。囿于心灵自身，心灵就变得空洞、萎缩而无能，导致人们看破红尘和遁入空门，也就是不能直面人生而逃避世界。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空性的思想蜕变成了虚无主义和颓废主义。当禅宗只是心灵禅的时候，它就仿佛一种精神致幻剂，只能逃避世界，自我麻醉和安慰。
　　反过来看，这些都是“药”，“是药三分毒”，没病就不需要吃药；但是对于有病的机体来说，这些药可能“对症”。比如道家智慧的现代意义并不在于它能直接成为我们时代的行动指南，而在于给予我们启示，思考技术时代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人既不是自然的奴隶，也不是自然的主人，而是自然的朋友和看护者。在这样的关联中，技术必须限定它的边界。
　　当孔子面对大数据
　　读+：以“儒道禅”为代表的中国智慧，在今天有什么价值？当孔子、老子和慧能面对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他们会是何种姿态？


　　《论孔子》
　　彭富春：儒道禅作为中国传统的智慧绵延了千百年之久，但在近代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机。天道衰亡，孔子死了，老子和慧能也隐身而去。
　　为了克服中国传统智慧的危机，人们把目光投向了中国之外，也就是学习遥远的西方。西方包括了两种：一种是近现代的民主与科学思想，另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民主思想意在反对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君权和父权等，强调人给自己做主，实现个人自由。科学的思想旨在克服中国传统思想中的蒙昧和迷信，主张认识人与世界的真理，遵循事物的规律。历史唯物论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因此，一切都要从现实生活出发。同时，哲学家不仅要解释世界，而且要改变世界。这些思想引导中国历史由前现代转向了现代。
　　在这种情形下，中国传统儒道禅的智慧有何作为？显然，全盘否定或者全盘肯定中国传统智慧都是一种极端的做法，并不符合传统智慧的真实状况。因为中国传统智慧既有活着的部分，也有死去的部分。因此，思想真正的任务是去分辨这两个部分，而且让活着的活着，让死去的死去。
　　在这样的要求中，时代呼唤的就不是旧的中国的智慧，而是新的中国的智慧。它既要回到传统，也要走出传统。中国传统智慧对于我们当代最大的启示为：在那个天地人的世界里，人如何思考了自己的存在之道。
　　新的中国智慧最关键的是植根于当下的现实。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也是一个高新技术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里，虚无主义、技术主义和享乐主义流行，新的中国智慧必须为克服这些问题提出自己的思想方案。毫无疑问，“中国意识的觉醒”可以被称为21世纪最伟大的人类事件之一，它不仅会改变中国自身的历史，而且也会改变整个世界的历史。
　　孔子、老子和慧能如果到了今天，面对欲望和技术的洪流，他们肯定会有各自不同的解答；同样可以肯定的是，他们都将是创新者，绝不会因循守旧、抱残守缺；因为历史上的他们就是革新派，是后来的解读者将他们的形象和思想变得僵化。死去的孔子只会讲《论语》中的话，一个活着的孔子则会说出我们时代的智慧箴言。


　　《论儒道禅》
　　读+：您的“国学五书”在讲述中国智慧、中国传统方面，有何创新之处？
　　彭富春：历代研究儒道禅的书不少，但是很多都是在做注解，甚至是注解的注解，把各种注解集合在一起，某个字是什么意思，有几种解法，等等。
　　这些书可能有某种工具书的价值，但是没有思想的价值。我写的书，恰恰是没有脚注，或者说，我是把那些脚注消化了。
　　当我写“国学五书”的时候，我心中的设定，就是要和西方学界对话。为此，我首先要做的就是杜绝陈旧语言，比如唯物、唯心、辩证、形而上学之类，这些词已经无法进入对方的话语体系。另一方面，我也不会生搬硬套西方的话语。上世纪80年代，存在主义在中国风靡一时，有人说“孔子是个存在主义者”，这种话我是不会说的。
　　儒道禅既非哲学，不是西方意义上的理性的科学，亦即关于一种说明根据的思想的系统表达；同样也非宗教，它没有一个作为最终存在根据的上帝或者诸神成为信仰。但它兼具哲学与宗教的某种特性，它虽然没有一个外在的知识系统，但具有内在的知识结构；虽然没有一个最高的神，但具有一个最高的天。将儒道禅的思想结构化，扬长避短，用新的中国智慧来解读儒道禅典籍，这就是我所做的事。
　　【编辑：金鑫】
　　（作者：李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