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科学》杂志在线报道了英国科学家一篇“水稻在亚洲、非洲和如今的南美洲分别被驯化了三次”的国际学术论文，其中引用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赵志军的话，“不论是在亚洲、非洲，还是南美洲，只要当地存在野生稻，其籽粒可食用的特点就有可能被古人所发现，并加以采集和利用，由此导致栽培稻的驯化……”

国际上有一个名为“Elsevier”的机构每年都会颁布年度“中国高被引学者榜单”，有38个学科的数千名学者因为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文章而被称为有世界影响力的学者，赵志军是社会科学领域年年上榜的名字。他与世界各国科学家合作的研究项目持续关注水稻起源、小米驯化、小麦大麦的传播等，论文中的许多原创观点奠定了他的学术地位。

考古界的人，习惯称自己是“良渚人”、“二里头人”、“殷墟人”、“周原人”……而赵志军们，一直被称为“植物人”，因为他们是专门研究考古出土植物遗存的植物考古学家（与他相对应的自然就是研究出土动物遗存的动物考古学家，简称“动物人”）。

因为“植物人”的努力，中国终于成为世界农业起源研究的重要力量。而在面向公众时，文献记载中的“五谷丰登”也不再是你一笑而过的四字成语，而是用完整证据支撑的、决定中华文明形成的重要密码。

他的理想对象是兵器，最后却完美邂逅了植物遗存

今年5月，赵志军重回美国密苏里大学。

他曾在那里度过了整整七年的时光。他去看了自己的“故居”，去看了自己当年为了提取植硅体对比样品而经常去讨要植物标本残片的密苏里植物园，当然主要是去拜访他的导师皮尔索教授。

在成为“植物人”之前，赵志军最想研究的是古代兵器。1982年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了文物出版社做编辑，在当时中国文博系统管理部门最集中的沙滩红楼上班。编了三年别人的考古报告，他坐不住了，开始向往田野考古发掘。

1985年的一天，赵志军在《北京晚报》上看到一块很小的消息，说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准备筹办一个中国古近代战争陈列，从小就对古代兵器有兴趣的他马上骑自行车赶到了军博，毛遂自荐到军博参与这个陈列。军博正需要考古方面的人，一拍即合，但前提条件是必须先入伍。就这样，1985年的秋天，赵志军终于实现了儿时的梦想，穿上了军装。

三年后他又坐不住了，在陈列中对中国古代兵器有了一定研究、发表过一些文章后，他想赶上当时的出国热到国外深造，研究研究世界的古代兵器，于是在1989年申请自费留学。“也就是随便试一试，很有点撞大运的意思，谁知一撞又成了。”

就这样赵志军到了美国，开始在密苏里大学人类学系学习古代兵器。机缘巧合，后来成为赵志军导师的皮尔索教授刚刚申请了一个有关植硅体研究的课题，需要一个研究助手。“在美国读书，学费是很昂贵的，但如果一旦成为某个教授的研究助手，就可以自动免除学费，而且每月还能从教授那里拿到一些生活费。皮尔索教授是美国著名的植物考古学家，做了她的助手，就必须选修与植物考古学相关的课，我的研究生论文也就自然而然地由古代兵器转为植物考古学。”

植物考古如同打开了阿里巴巴的宝库

如果从考古出土植物遗存的出现算起，植物考古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比如在埃及古墓出土的古王国时期的遗存中就有脱水的鲜果、谷物的籽粒和其它一些植物的种子，在瑞士的湖边干栏式遗址也出土过被水浸泡的各种植物遗存，但这些发现完全是偶然，是特殊的埋藏环境所赐，当时的考古学家对这些不期而遇的植物遗存并没有自觉的研究。直到20世纪中叶，一些考古学家才开始在考古发掘中主动寻找古代植物遗存，同时邀请植物学家共同对植物遗存进行研究。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在伊拉克和伊朗西南部进行的考古发掘，主要目的都是为了探讨西亚农业起源。

“20世纪60年代，世界考古学界爆发了一场有关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学术大讨论。大家开始关注如何运用所发现的考古资料复原古代人类生活方式，解释古代文化的发展与过程。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浮选法应运而生了。”

由于植物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复原古代人类吃什么喝什么必然离不开对植物遗存的研究。然而，植物是有机物质，一般而言，除了某些特殊的环境，如极干燥地区、极寒冷地区或长期被水浸泡的饱水状态，植物遗存并不能够在考古遗址中长期保存。但炭化物质的化学性质非常稳定，不论遗址的埋藏环境如何，总会有一部分炭化植物遗存被保存下来。与考古遗址出土的其它遗存相比，炭化植物遗存很难用肉眼发现，而且即便发现了炭化植物遗存，使用常规的发掘工具也很难将其从土壤中完整地剔取出来。但炭化植物遗存比一般的土壤颗粒轻，比重略小于水，因此将土壤样本放入水中便可使植物遗存脱离土壤浮于水面。

浮选法的原理就这么简单，操作起来也简单易行。一开始使用的浮选设备非常简单，仅仅是一个装有筛网的铁桶，浮选过程也比较原始，在遗址旁的一条河流中由人力操作，但浮选结果却出乎所有人意料，考古学家意外地获得了大量的植物遗存。”

浮选法因此被称为是“考古发掘技术中的一场革命”。1963年，两位著名的考古学家弗兰克∙霍尔(FrankHole)和肯特∙弗兰纳里(KentFlanney)在伊朗西南部考古发掘中开始尝试使用浮选法。他们后来写到：“在1961年度的发掘简报中，我们曾很肯定地说：‘艾利∙库什AliKosh遗址保存的植物遗存十分稀少’。但这与事实大相庭径。实际上，在遗址堆积中自上而下充满了植物种子，1961年度发掘的所谓‘稀少’只是因为我们当时没有能力发现它们而已。而当我们在1963年度的发掘中采用了‘浮选’技术后，从各文化层都出土有丰富的植物种子，总计多达4万余粒。”

赵志军第一次知道了浮选法。这把仿佛可以打开阿里巴巴宝库的神奇钥匙，从此被他随身携带。

我坚信没有哪个国家的植物遗存会比中国更丰富

已经去世的麦克尼什是美国考古学界的传奇人物，他最突出的成就是上世纪50年代在墨西哥特瓦坎河谷进行考古时发现了玉米驯化的秘密。1991年，江西举办中国第一届稻作农业起源国际研讨会，麦克尼什也去了。江西万年县的仙人洞遗址，曾经出土过一批很重要的文物，经过年代测定和其他技术鉴定，文化堆积大概在10000年左右，从考古学角度来说，这是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最关键的一环。麦克尼什在参观仙人洞之后很激动，说这个洞很像他在墨西哥做玉米起源的那个洞穴，他认为稻谷的起源也应该在这样的洞里寻找。

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

回到美国后他就开始筹集经费，组建队伍，要到中国去做考古。搞农业起源自然离不开植物考古，麦克尼什找到了赵志军的导师皮尔索教授。皮尔索教授向他推荐了赵志军。

“麦克尼什不懂中文，他的队伍不仅需要一名植物考古人员，也需要一个懂中文的队员，当他得知有一位从事植物考古的中国人，喜出望外。他甚至不顾70多岁的高龄，独自一人驱车近两千公里从美国东海岸的波士顿赶到美国中部的密苏里与我见面。我也很兴奋，出国几年了，想回家看看。当天我们俩在一家酒吧畅谈到很晚，喝光了整整一瓶波旁威士忌。”

当时与国外开展考古合作有一整套的申批程序。麦克尼什与赵志军在1992年的夏天回到了北京，在得到了国家文物局的许可后，又赶到江西，与江西考古所的考古学家们做了40多天的田野调查。麦克尼什走访了四十多个洞穴，最后确定了五个洞作为尝试性发掘。向国家文物局递交了正式的申请后，这一合作得到了批准。

1993年江西仙人洞遗址中美联合考古队合影。前排从左至右有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王宪增、江西博物馆馆长彭适凡、美国考古学家麦克尼什教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严文明教授，后排左一为赵志军，左二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张弛教授。

由严文明先生和麦克尼什共同主持的江西中美联合考古项目，是改革开放后国家正式批准的最早的中外合作考古发掘之一。发掘持续了三年，最重要的成果是找到了距今1万至1.2万年之间的栽培稻谷遗存，同时还找到了1.2万年之前的野生稻遗存，将中国稻谷的种植时间提前到1万年前。

1995年中美联合考古队江西发掘结束时的合影

“非常遗憾的是，由于洞穴遗址的特殊环境，浮选法在此次考古中并不适用，我们是通过植硅体取得研究成果的。但那几年的合作考古期间，我们有机会到各处的考古工地四处考察，我坚信浮选法在中国会有广阔的前景，植物考古将会为我们打开一个巨大的宝藏。”

麦克尼什教授在江西仙人洞遗址现场指导赵志军做浮选。

在江西的考古工作直接帮助赵志军完成了博士论文。1998年赵志军在英国的Antiquity杂志发表了题为“中国长江中下游地区是栽培稻起源地之一”的学术论文，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了轰动。

1997年赵志军博士论文答辩，前排中坐的就是他的忘年交、美国考古学家麦克尼什博士，后排站立的女士就是他的导师皮尔索教授。

拿到博士学位以后，赵志军顺利申请到了美国史密森尼研究院的博士后，从事环境考古，这是美国唯一由政府资助和管理的人文社会学科的研究机构，有些类似我国的社会科学院。一次偶然的机会，美国的纳尔逊博物馆要举办一次中国最新考古发现的文物展，请赵志军回国帮忙挑选展品。在这次回国期间，他碰到了从日本留学回来、风风火火开展动物考古的“动物人”袁靖。“袁靖在两个小时的现身说法决定了我的下半生，一起在国内开拓动植物考古的新天地，这个美好的愿景深深吸引了我。”赵志军说。

1999年赵志军放弃了美国绿卡回到了国内，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今天说起来很平常的一件事，当年还是让许多人大跌眼镜的。拥有一张美国绿卡，在当时意味着可以过上某种梦寐以求的舒适生活。可是在中国这片考古的沃土上可以打开一座座古代植物遗存的宝库，成就事业，实现人生价值，这个想法同样充满了诱惑。如果说一开始我还是想给自己留点儿退路，设想先回来做半年工作，但一旦开始做，就再也停不下来了，直到现在。”

2017年11月11日，分别从事动物考古与植物考古的两拨人选择在广州中山大学一起开各自的年会，大家可以在一墙之隔的两个会议室串来串去，分享成果，互相学习。

浮选法在中国考古界迅速得到推广

回国的头几年，赵志军将大量的精力投入到传授和推广浮选法上。

浮选法与田野考古关系密切，必须伴随着考古发掘进程采集浮选土样和开展浮选工作，因此浮选法的普及首先要得到广大考古工作者的认同。”

除了撰写、发表一系列专题文章，系统阐述植物考古学的学科定位和浮选法的工作原理，赵志军就像一个虔诚的传教士一样，奔波在全国各地的考古发掘工地，“死乞白赖”地传播浮选法。

每到一个工地，我都主动提出给大家做一次植物考古的讲座，有时候因为发掘工作过于繁忙，队长无法安排时间，我就厚着脸皮地利用吃晚饭的时间讲，宣传开展浮选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讲解浮选的操作规程和样品采集的方法。当然我还要及时发表各遗址浮选结果的分析报告，展示浮选法在考古学重大学术课题中所能发挥的作用。”

“幸亏是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毕业的，师友遍天下，大家都特别支持。经过多年的努力，可以说，浮选法在中国考古学界从无到有得到了大家的普遍认可。2000年以前，在中国开展过浮选工作的考古遗址仅有四处，然而自2000年以来，开展过浮选工作的考古遗址已经多达数百处，浮选的土样数万份，获得的各种珍贵古代植物种子以数千万粒计。”

2007赵志军（前排右一）和志同道合的学者们一起在河西走廊考察。

植物考古的队伍也迅速壮大，2011年的时候已经有足够的学者召开第一次年会，今年他们的年会已经是第六届了。2014年中国考古学会植物考古专业委员会正式成立，赵志军被选为主任委员。

赵志军在二里头遗址向当地老农讨教。

浮选法的普及过程也伴随着十年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由科技部和国家文物局主导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明确要求探讨经济技术的发展对中华文明形成的作用，动物考古、植物考古、冶金考古、环境考古得以全方位开展。

过去我们不太关注古人的日常生活，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些也许决定历史发展的细节被遮蔽了。探源工程希望我们能复原中华文明形成阶段的生活生产细节。多少年以后，再回头来看，大家恐怕都会感谢探源工程给中国考古带来的改变，它通过一种特别的方式让中国考古持续增加科技含量，从而使中国考古的黄金时代持续得更为久远。”

五谷丰登”是中华文明形成的必要条件

你以为“五谷丰登”只是个四字成语，但在赵志军眼里，它有着非同凡响的寓意。

“文明探源工程”在六个与中华文明形成相关的区域进行考古，六大区域因为环境、地理的不同，对于文明形成的贡献自然也各有不同，赵志军和他的植物考古人在这六大区域进行了充分的浮选。

不比不知道，越比越清晰。

西辽河地区，是典型的北方旱作农业，8000年前开始种植粟和黍两种小米，到了夏家店下层时新出现了少量的大豆，但所占的比重微不足道，自始自终保持了典型的旱作农业特点。

炭化粟粒（谷子）

炭化黍

黄河上游，也就是我们说的西北地区，也以种植粟和黍两种小米为主，但在河西走廊，距今4000年后传入的小麦大麦增长的速度特别快。

炭化小麦粒

黄河下游地区，在龙山文化时代，是以种植两种小米以及水稻为主的稻旱混作农业。大豆极少，小麦也非常少，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到了岳石文化，小麦的出土频率提高了，比重依然非常少。直到3000年之后水稻的比重才开始忽然下降。

长江下游和中游，就是水稻，就没有发现过其他的谷物。例如良渚文化就是单一的稻作农业，考古发现了许多的野生的可食用植物，但就是没有其他谷物。

炭化稻米

只有在中原，农业生产特点始终处在动态的变动中，谷物的种类逐渐增加。“中原地区，同样是两种小米占有统治地位，这种以种植粟和黍为主的中国北方旱作农业一直延续到汉代才被小麦所取代。但在龙山时期，中原地区的水稻开始显著增加，只要是龙山时代的遗址就有水稻出现，其重要性虽然无法与小米相比，但普遍种植。龙山晚期到二里头时期，大豆出现并且稳定地占有一定比例。二里头时期到二里岗时期，小麦异军突起，几个遗址来看，数量甚至超过了水稻和大豆。也就是说只有在中华文明形成的核心区域中原地区，包括粟、黍、水稻、小麦和大豆在内的农作物品种齐全。”

炭化大豆粒

这就是所谓的“五谷”。五谷的传说源自《论语》，汉代儒学家的解释有两种，一种是指粟、黍、小麦、大豆和水稻，另一种是指粟黍两种小米、小麦、大豆和大麻。“这就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六种农作物。大麻是经济类作物，是棉花传入之前我国古代最重要的植物纤维来源。但如果讲食用的谷物，应该是粟、黍、小麦、大豆和水稻。五谷丰登就是指这五种。”

如果在一个区域仅种适合本区域生产条件的单一农作物品种，在今天也许是优势，适合大规模、机械化种植、管理和收获，但在古代却意味着危机。任何天气、降雨、土壤、作物本身的退化病害都会导致单一品种农作物的崩溃。“中华文明形成的阶段恰恰是气候变化最剧烈的一个阶段，洪水漫天且周期不可预测，环境和气候变化波动期，过于依赖单一农作物的地区经受不了冲击便消亡了，但中原地区实施了多品种农作物的种植方式，提高了自己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为文明的形成提供了丰厚的物质基础。”

在此基础上，赵志军在《中华文明形成时期的农业经济发展特点》一文中提出了“五谷丰登”是中华文明形成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在汉朝的文献中记载的“五谷丰登”并不是简单的一句形容社会发展的赞美之词，而是中华文明形成的重要密码。

这个观点发表后，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同，几乎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被大家广泛传播引用，赵志军说，“科学研究的目的这就算达到了。”

中国的农业起源有自己的独特性

在五谷中，来自西亚的小麦传入中国的时间和路径一直是赵志军用力最多的研究课题之一。“小麦传入中国并最终取代小米，成为北方主要区域的主食，这个过程也有很多曲折的故事可讲。尤其是小麦传入中国，至少存在三条可能的路径：北方草原路线、中纬度的丝绸之路以及南方海洋路径。”

赵志军勾勒的小麦东传路线图

这一两年，赵志军经常出现在新疆的各个考古遗址，内行人都知道，他是在找那里的小麦遗存，因为那是一条小麦传入中国的通道。上一次参加陕西石峁的一个国际研讨会，他坦言还没有找到小麦遗存，但是他并不沮丧，因为他认为没有找到也是一个结论。

2015年12月15日，在上海举行的第二届世界考古论坛上，赵志军和英美学者合作开展的多学科研究项目——“黍和粟的起源与传播”获得了论坛大奖。

在农业起源研究中，较之高产的大粒粮食作物如小麦、水稻和玉米，硬质的小粒粮食作物黍和粟两种小米较少受到关注。赵志军的团队在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沟遗址，通过浮选发现了1400余粒炭化小米，其中以炭化黍粒为多。多份样品被送至中国、加拿大和日本的碳14实验室进行加速器质谱（AMS）测年，结果完全一致，校正年代为距今7670—7610年，这是目前欧亚大陆上所发现的具有直接测年数据的最早的小米遗存，从而确定无疑地揭示出黍和粟这两种小米起源于距今8000年前后的兴隆洼文化，在不晚于距今6500年的仰韶文化时代，已经成为中国北方人口的主粮。

2017年赵志军陪同马丁琼斯考察山西的小米

农业起源一直是西方人类学持续不衰的热门话题，几乎每一个里程碑式的考古学家都对农业起源提出过自己的理论。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掀起针对稻作农业起源的第一个研究高潮。当时主要是跟随考古新发现开展研究，只要发现了一个更早的遗址，稻作农业起源地和起源时间就可能变更一次。

随着越来越多的考古新发现不断涌现，我们逐渐明白了稻作农业的起源地不可能是一个非常具体的地点，而应该是一个具有特定生态环境条件的区域。另外，稻作农业起源和栽培稻驯化都不可能是一个短时间的变革，而应该是一个持续数千年的缓慢的演变过程。”

“大约距今10000年以前，生活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古代人类为了获取更多的食物，开始耕种野生稻。在人类耕作行为的干扰和影响下，从自然生长的野生稻群体中逐渐进化出了一个新品种～栽培稻。与此同时，人类社会赖以为生的采集狩猎活动也开始逐步向稻作农业生产转变。稻作农业的形成是一个非常缓慢的渐变过程，大约经历了数千年。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采集狩猎在人类经济生活中的地位日趋衰落，稻作农业的地位日渐增强。”赵志军说，“推而广之，西亚的农业起源是这样，旱作农业也是如此。”

古代农业的形成过程既然有起始，自然也应该有终结，不可能永远处于起源的过程中吧？”和赵志军老师聊天儿，他总有新的想法冒出来，他也不会藏着掖着，总是毫无保留地和大家探讨，“农业起源的研究应该到农业社会的建立为止。农业社会是指社会经济以农业生产为主体，社会组织结构和意识形态也与农业生产息息相关，对土地的掌控与利用，对生产季节的了解与应对，对谷物的储藏与分配……到这个阶段，农业起源的过程就应该算终结了。我们下一步要研究的是中国的农业社会是什么时候建立的。”

我猜想他一定已经有了答案，这也许就是另一篇文章的核心内容。（图片均由赵志军提供 人民日报中央厨房·人物工作室 杨雪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