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浦区平凉路街道第一睦邻中心的“空中花园”。资料图片
又到岁末，各地都开始了大盘点，今年，上海的“年终盘点”有点特别——
全市上下都下沉到社区、企业、乡村，启动一场场专项调研，对照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各项目标“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
社会治理是大调研重点关注领域之一。
2014年初，也是一场全市大调研，启动了上海社会治理创新。3年多来，上海取消街道招商引资职能，全面回归公共服务，“睦邻中心”建起来了，“小巷总理”底气足了，“美丽家园”不再是梦想。
然而，2420万常住人口的特大型城市，创新治理并非一蹴而就。对照十九大提出的目标：“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上海社会治理仍有许多痛点、堵点、难点需要突破。
上海“年终盘点”盘出多少社会治理难点，这些难点如何破？
来，跟着大江东工作室一起随着上海基层干部去调研。
舍得绣花功夫，啃下“硬骨头”
11月24日下午4点，南京西路上出现了一名特殊的“巡逻员”——静安区委书记安路生，身为南京西路“一级路长”， 他每个月至少上路巡逻一次。
当月，安路生两次“探路”，既是例行巡查，也是对南京西路一处违建整治专项调研。
邻近南京西路的青海路44号是静安区南京西路街道居民区内最后一个成片违建。这幢建筑建于1935年，主楼，被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医院租赁使用；附楼的二、三层，住着10户人家，最长的在这里住了近60年。
幽暗、逼仄的楼梯，狭长的走廊，水管、电线在墙壁上交织出“蛛网”。没有独立煤卫，居民在走廊、天台搭出厨房、卫生间，数十年累积，已搭出违建14处。
拆违容易，居民安置难。因为是非居住直管公房，置换缺乏法律依据，成套改建成本巨大，导致难题长期搁置。
“硬骨头”还得啃！
违建要拆除、居民困难也要解决，这是社会治理必须面对的痛点、难点。
街道与各分管部门一起反复勘察，寻找整治突破点，区级层面也积极协调相关部门支持，单单整改方案就已经做了好几套，最终拿出一套平衡各方利益的疏堵结合方案，政府投入一点、单位支持一点，居民诉求标准降低一点，部分成套改建。这一套方案能不能为居民接受？12月3日，街道和居委会干部拿着改革方案，逐条与居民沟通，方案得到了大部分居民的首肯。“还剩下两三户，我们再和居民细致沟通。”南京西路街道党工委书记周惠诊说。
也是在11月份，普陀区区委在全区调研，82个部门和单位，285条问题，不少涉及社会治理，调调直指区域发展中不平衡不充分的痛点——
区内卫生资源、文化设施分布不均，原西北老工业区内要不要布局一家三甲医院？苏州河上再建9座桥的规划出台了，如何尽快落实，方便周边居民通行？有着20年历史的水产大市场关闭一年了，附近居民翘首以待新规划，蓝图如何画？
……
过去几年，上海在超大城市社会治理新路上已有不少探索和成功经验，但是随着社会治理的深入，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凸显出来，这些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如何面对挑战？舍得花“绣花功夫”，方能换来“美丽家园”。
练就“绣花功夫”还要靠长效机制。
“路长制”就是静安区探索精细化治理的新机制。全区共246条道路，一路一长，区四套班子25个局级干部在重点路段当“一级路长”，各街镇180多名处级干部分别担任246条道路、319个路段的“二级路长”。做了路长，就要负责任，街镇“二级路长”必须每周全程走一遍，发现问题及时解决。自今年6月启动至今，一级路长上报的问题699件，截至目前，已整改完毕530件；二级路长发现的问题1.5万余件，已完成处置98%。
良性互动，更多主体参与
杨浦区延吉社区第二睦邻中心。资料图片
下一站，我们来杨浦区看看。定海路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吴岩正忙着协调区社会建设工作办公室、市房管局专项调研事宜，调研题目是小区停车难。
“停车难”对于上海这个大都市来说，是大问题，也是老问题。
和乐苑、和润苑是定海路街道两个动迁回置小区，因为地面收费比地下车库便宜，地面停车“一位难求”，地下停车场却空空荡荡。居民投诉地面活动空间被侵占；车主希望地下车位租金能惠民；开发商也委屈，车库管理维护都需要费用。
愁眉不展之际，一家专业机构的解决方案让吴岩眼前一亮，解了燃眉之急。
“夜间，将小区溢出车辆代泊至就近的超市、大学，缓解小区车位紧张；白天，将小区闲置车位提供给周边上班族，收入用于小区环境整治。”方案不仅设计了产权车位、机动车位的不同停车规则，制定潮汐收费方案，还依托大数据，设计了与周边机构停车资源共享办法。
停车难的破解过程，增强了吴岩们学习贯彻十九大“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部署的自觉性，“社会治理要跳出党委政府大包大揽的传统思路，吸纳更多主体共同参与。”
近几年来，不断走向成熟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机制让基层获益良多。杨浦区有54个睦邻中心，均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委托社会组织运营，为社区居民提供养老、助残、亲子、心理咨询等公共服务。目前，上海已建成社会组织服务中心239家，服务网络实现市、区、街镇三级全覆盖。
“共治共享体现着现代社会治理能力。”华东政法大学校长叶青说。十九大报告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相较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共治”一词使社会治理的内涵更加丰富。公共权力和社会力量协同治理，才能实现资源利用效率的最大化，从而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身处社会治理前沿的基层干部也敏锐地发现，“过去，社会组织是补充、参与到社区服务中。现在，社会组织已经成为社区治理的重要主体。”前不久，上海市民政局、市社团局等部门集中发布了一批“承接政府购买服务的社会组织”推荐目录，189家社会组织被列入。目前，市一级和浦东、静安等13个区均出台了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相关政策。
杨浦区睦邻中心内亲子乐园。资料图片
松绑放手，激发自治活力
让我们再将目光转向郊区金山，这里正在进行一场民宿业发展大调研。
此前，金山区委书记赵卫星自掏腰包去浙江桐庐考察了民宿。桐庐乡村生活、生产、生态的融合发展，以及政府、村民、企业的良性互动，给建设美丽乡村、打造乡村新型生态社区带来了新思路。
过去两年，包括金山区在内的上海各郊区以“五违四必”整治为契机，建设美丽乡村，打造乡村新型生态社区，河道的水变清了，宅前屋后绿树成荫，田间窝棚乱搭建的现象不见了，基础设施建设、环境整治除旧革新，重塑着乡村。
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大文章，不仅要把大力发展农村生产力放在首位、坚持城乡一体化发展，还必须遵循乡村自身发展规律，保留乡村特色风貌。能不能从民宿产业入手，将经济发展、环境保护、文化传承结合起来，由外及里再造乡村？
“民宿业是乡村建设的一个入口，它对乡村文化、自然环境的重视和利用，天然与乡村治理建立起紧密关系。对民宿业感兴趣的大多是年轻人，而乡村有了年轻人才有希望。”金山区旅游局副局长周仁辉说。
但是，回到乡村做民宿的年轻人唐春海却感觉自己缩手缩脚，且不说现有消防、治安、食品安全等政策，制约着民宿的发展，单单自己租借的农宅前后环境治理、规划，唐春海也说不上话、使不上劲，“如果围绕民宿发展有一个自治平台就好了”。
将民宿做得风生水起的本地人曹月芳也有着同样的期待。曹月芳原来从事旅游业，退休后，将廊下镇山塘河旁旧仓库翻建，办起了一间民宿。坐落在竹林间的两层小楼，廊前是新翻的田地，屋后是自家菜园，屋内挂着金山农民画、土布饰品，处处透着金山民俗文化。
周边许多农户找到曹月芳，要将自家到房子交给她做民宿，曹月芳不敢接，“民宿政策门槛高，普通农宅要做民宿得过许多‘关’，要和各政府部门打交道，和本地村民、村委相协调，又没有任何沟通平台，太难了。”
上海金山嘴渔村隐藏了不少美丽的民宿。资料图片
从浙江、云南等地调研回来的周仁辉们意识到，民宿要发展，乡村治理资源要盘活，政府还需再放手。在充分调研、借鉴其他地区民宿业发展的基础上，金山区出台了《促进民宿业发展的意见（试行）》，民宿市场向个体经营者开放，通过联审联批的方式减少关卡，让市场更开放、监管更科学。
政策扶持之余，另一种形式的“松绑”也在酝酿之中，“引导民宿业发展的最佳方式还是行业自治，政府当鼓励民宿业成立行业协会，用行业自己的力量来规范推动业态发展。”
过去几年间，自治与共治是上海社会治理重点探索领域。在基层社区，听证会、协调会、评议会等等，各种自治议事平台，让居民拥有更充分的知情权、发言权和监督权。这些社会内凝心聚力的自治平台突破了以往社会治理的困境，沟通了自下而上的通道，正盘活基层治理网络。如何在社会治理上有更大作为，上海探索方兴未艾。（人民日报中央厨房·大江东工作室郝洪 叶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