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羊城晚报》报道，1999年，在深圳打工的李钟祥夫妇的儿子被人拐走了，整整14年后才找回儿子，但现在又面临儿子没户口无法读书的窘境。原来收买他的人家非法办理的户口，已被注销；而李家要到福建老家办新户口时，计生部门要求补缴30万元的社会扶养费。虽然被拐卖的孩子是长子，但后面生的3个是“超生”，要交30多万元罚款。（新京报）

找回失散14年的骨肉，本是一件高兴的事，可非法办理的户口却被注销。如要拥有户口，得补缴高达30万元的社会扶养费，真是让人又喜又悲，出现这种情况真不知谁之过？

虽然我国法律目前没有涉及到对被拐的孩子找回后，引发的社会扶养费的缴纳问题，报道中计生部门所开出的30万罚单，是否合理合法，值得深研。

报道中，孩子在被拐期间有户口，可在被解救后反而成黑户，暴露出户籍管理的短板和计生捆绑的不合理。酿成这起“悲剧”，相关部门很有必要进行反思。

首先，孩子在被拐期间有户口，得到解救后，户口却被注销了。我们不由得追问相关部门，一个违法收买来的孩子当初是如何上户口的？在户口被注销后，是否对相关部门及经办人员进行了追责？

其次，对于经过长达14年才找到失散骨肉的家庭来说，他们本已是受害者了，可要想孩子正常生活，得交缴高额社会抚养费，对这个家庭无疑于雪上加霜。他们也有权质问相关部门，为何在14年后才解救到失散的孩子，如果早一天找到，这个家庭还有存有超生情况吗？

再有就是，即使这个家庭存有超生情况，处罚的对象也应是父母。孩子本无辜，如果他不能拥有户口，如何面对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以后如何融入社会，早知这样，他还不如不被解救回家。（覃言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