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东县河西管委会办公室主任董志国雇佣侦探公司对他的上级——原衡阳市衡东县委副书记谭建华进行跟踪偷拍。在掌握了谭建华赌博的铁证后，董志国向市纪委举报，谭建华被免职。但随后董志国因涉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被警方监视居住。 (10月12日中国新闻网)

偷拍官员被定罪常有，但“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倒很新鲜。近年来，官员频频被偷拍，除了正常行使监督权外，也有些人是抱着求官求财的目的。虽然官员常会受到党纪国法的制裁，但偷拍者也难全身而退。在董志国举报谭建华这一事件中，一个新的罪名“粉墨登场”——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问题是偷拍官员赌博，算不算“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呢？

由于近年来公民信息被滥用的现象日益严重，刑法修正案增设了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但由于相关司法解释的缺乏，各地司法机关在办理具体案件中，如何确定罪名，也往往莫衷一是。 而偏偏，这又与公民监督官员是密切相关的，因为主体对象可以是任何人，而监督官员难免是要用上一些“非常手段”的。那这到底触犯了刑法没有？

法院认为，“采取不为权利人所知晓的方法，秘密地取得”即是窃取，并且也违背了他人意愿。因此“偷拍偷录”的方式即为“非法获取”。于是，董志国的行为，就被认定为“非法获取公民信息”了。

偷拍官员是否合适值得商榷，但严惩“小恶”可能助长“大恶”。虽然公民的偷拍行为对发现官员违纪违法行为作用重大，但类似私人侦探的偷拍行为毕竟已经被判违法，而且这样的行为一旦失控，也会危及普通人的隐私权。

不过，这并不是严惩偷拍官员的理由。因为政府的权力源于民众自然权利的让渡，公务员负有清廉奉公的职责，并负有接受群众监督的义务。其财产收入、社会关系、品行、个人爱好等私人信息，会影响到公民对其是否符合机关工作人员应有标准的判断，因此不能被单纯地看作是一般的隐私权保护内容。否则，“隐私”就会成为公众行使知情权和监督权的阻碍。

公民的监督权和官员的隐私权的界限在哪里呢？这其实早有共识，那就是公共利益。偷拍官员以获得其违法违纪的证据，手段不正，但目的正当，是“小恶”；与之相比，官员的贪腐、嫖娼、赌博等违纪违法行为是“大恶”，因为这样的官员已经或多或少地损害了公共利益。

统计数据表明网络反腐成功案件逐年快速递增，而偷拍官员违纪违法视频上传网络正是网络反腐的一个重要部分。在中央大力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工作的当下，如果对于公民针对违纪违法的跟拍或偷拍行为予以严惩，势必会加重公民的监督成本，让公众不敢监督，助长官员的“大恶”，造成公共利益的重大损失。

如果严惩举报人，还会让人生出“官官相护”之感。举报者获“重罚”，被举报者得“重用”？被举报者被拍到确凿的违法材料，地位不受影响，而举报者费尽心思找到证据却依然遭殃，这往往已成常态。几年前的一篇最高检材料显示，70%举报者曾遭打击报复。如果是私下打击报复，也就罢了，但如果报复是以司法的形式下来，这未免太让人寒心了。

在一些领导眼中，举报，已不能忍；偷拍举报，更要“杀鸡儆猴”。这或许就是下级举报上级易获“重罪”的一个重要原因吧！（方红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