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福臣

1963年底，老家已是雪白的世界。我已长到了6岁多，到了该上小学的年龄。哥哥是生产队的半个劳动力，担起了养家糊口的担子。只是一说而已，他挣的那点工分，只够勉强领回自己的口粮，爷爷和我们还是要生产队救济，家里根本没有能力让我上学，爷爷和哥哥决定把我和妹妹寄回武汉。我在屯子虽说没有多少直系亲属，但是善良朴实的乡亲们一直把我们一家当亲人，屯子每家过年杀猪都会把我这一家老小请去，吃饱喝足还送我们半盆杀猪菜带回来。过完年，乡亲们听说我们要回武汉，张家奶奶婶子送来一些粘豆包，丁家奶奶送几个馍，拉着我和妹妹说：“孩子，没妈的孩子，路上吃，别饿着。”

哥哥带着我和妹妹先来到舅舅家，舅舅家离我们屯子有8里地，叫民生大队，几小队记不清了。舅妈听说我们回武汉，赶紧叫表姐一起包饺子。晚饭中，舅妈说：吃饺子，上车饺子，下车面，吃，可劲吃，吃菜，猪肉炖粉条，可劲“造”。这是我在东北老家吃的一顿饱饭，唯一的一次。饭后，我们已睡着，舅妈戴着老花镜补着我和妹妹露着棉花的棉被棉裤。

第二天舅舅、哥哥赶着马车送到“来福”火车站，哥哥把我和妹妹连同火车票一同像邮包一样交给了列车员。一路上转了好几次车，向城、四平、北京、郑州、武昌，可就怪了，人没丢，也没饿死。一是那时候人好，列车员非常负责。他们每到一个中转站都是一对一交接，中途六七天，我们兄妹俩时刻都在他们的视线中，他们时不时给送开水。二是我们饿了，就啃冻豆包、冻馒头，一咬一排白牙印，一口冻豆包，一口黑菜。好在人小牙硬，一路上还真没饿着。到如今我舌头还有那冻豆包甜甜的味道。真应了那句话，福大、命大、造化大。

到武昌站是几天后的一个早上，下着大雨，伸手不见五指，列车员拉着我们兄妹俩跑到出站口外，直等到父亲认出我们来才离开。如今，我们这对被哥哥从东北第一故乡邮寄到第二故乡武汉的兄妹还完好生活在武汉，吃穿不愁，日子过得还算美好。但是吃啥都一个味道，不香，不臭，不甜，不苦。女儿回来问：爸，想吃点啥？“随便”。钟点工阿姨问：老师，明天买什么菜？“随便”。买啥吃啥。是啊，人已到知天命的时候，人间的酸甜苦辣咸已尝个遍，还想啥呢，一切都是身外之物。更何况，爷爷，爸爸，哥哥，舅舅，舅妈，张二婶，丁三奶他们都已去了另一个世界，去了天堂。只有他们给我的一颗糖，一块饼干，一个粘豆包，一个冻馒头，一个煮鸡蛋的味道，还留在我的舌尖，我的心头。

(武汉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