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显然已经不是拍《小武》时那个贾樟柯了。

我们在北京老城区的一个院子聊天。初冬的北京，雾蒙蒙的。他手指间夹着一根雪茄，也不点，只是夹着。“这两年改抽雪茄了，”他说，“过去抽烟抽得太厉害，一天3包，晚上回家全身抖，自己都怕了。”

他穿着墨绿色羊绒衫，肚子有点凸出来的意思，也许是中年发福，整个人都比从前圆润了。脸也圆了，眼角开始有点往下走，鼻梁高高地挺着，愈发地像一个晋中男人。

今年，贾樟柯办了两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由他任监制，并作为唯一一位中国导演参与拍摄的金砖五国首部合拍片《时间去哪儿了》在全球上映了。今年的金砖五国峰会在中国举行，首届金砖五国电影节也在中国举办，由一位中国导演来牵头做这样一件事，贾樟柯是最佳人选。

第二件大事，他在家乡山西举办了首届平遥国际电影展，今年也由此被他命名为“平遥元年”。平遥影展的目的，就是搭建一个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电影、也让中国观众更多地了解非西方商业电影的平台，从而促进中国电影创作和观影需求的多样化。

从前他有一个人人皆知的绰号——“假科长”。关于这个绰号的来历，他曾经在书中写道，有一天他在北京小西天一家卖盗版DVD的店里瞎逛，淘了半天也没什么收获，正当他准备离开的时候，老板突然对他说：“有一个‘假科长’的《站台》你要吗？”

这一年是《站台》拍摄结束后的第三年。贾樟柯在第二天打车回到小店，买回了那张“假科长”的《站台》。他在书里写道：“就像布莱松说的，每一部电影都有它自己的生命，它被推出以后，便与导演无关了，你只能祝它好运。”

对于贾樟柯来说，那意味着一个时代。从1998年的《小武》到2017年的《时间去哪儿了》和平遥影展，这其中微妙的变化，世人都看在眼里。

他在一篇文章里写道：“人到中年，忧愁上身。”我问他中年是什么感觉，以为他会述说种种危机和烦恼，但他却说，就是走到了人生最重要的阶段，精力、体力、经验结合得最好的时期，要“承上启下”，要做更多事情了。

这两年，他搬回老家汾阳住了。现在，一年里，有一半的时间在北京，一半的时间在汾阳。在老家的时候，他每天看书、写作、睡午觉、发呆、散步，找一起长大的兄弟喝酒，听他们叫他的小名“赖赖”，他说这才叫生活。

他告诉我，他在老家每天散步的那条路，县里准备开发起来作为一个旅游景点，因为这是导演“假科长”散步的路。他还在朋友圈里发自己年轻时候的照片，穿着彩色鞋底的霹雳舞鞋，坐在瀑布上流的石头上，柳枝垂下来。

他写道：“也曾浪漫”。

中国电影是时候建立起自己的评价体系了

人物工作室：中国已经有了上海国际电影节、北京国际电影节等国际电影节展，为什么还要办平遥国际电影展？

贾樟柯：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我一直特别想办一个以非西方商业电影为主的影展。现在虽然大家能在网上看到的电影特别多，但主要还是西方商业电影。在这些电影之外，比如亚洲电影、南美电影、东欧电影等，观众不太能注意到。但是作为电影工作者，我知道这些地域，包括中国，其实是电影创作最活跃的，无论是电影语言、手法的创新，还是对人性的洞察、对社会的理解，我觉得都是成就非常高的，几乎是世界电影最有活力的部分。我想做一个电影展让观众了解这部分文化。

第二，中国的情况变了，过去我们每年只生产200部左右的影片，现在我们每年生产近800部了。这么大的产量，实际上从产业上来说是做强了，但我觉得产业的影响力应该转变为文化的影响力，所以让世界了解我们的电影也是非常重要的。过去，年产量只有200多部时，国际影坛是容易发现这些电影的，但现在有800部电影，大家就都看不过来了，就需要电影节、电影展来发现和梳理一些被埋没的好作品。特别是年轻导演，通过电影节展这样高效的平台把他们介绍到世界上去。

第三，我觉得也应该在中国逐渐建立起一个评价体系。作为一个中国导演，我从1998年开始带着电影在全世界旅行，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发现，其实这是一个融入世界的过程。中国电影作为世界电影的一部分，在各种国际电影节、国际影展中游走，接受着国际的评判。我们一直希望中国也能有一个非常有公信力、非常专业的平台，中国的观众、中国的影评人、中国的媒体也能形成我们自己的评价体系，从而在全世界提出中国的观点，我觉得建立这个体系的时机现在成熟了。没有今天这样的产业基础，我们很难邀请到这么多国际影片。但也正是在这样的契机下，我觉得我们的产业应该升级了，应该建立起中国自己的电影评价体系，把市场的体量转化成文化的影响力了。

观众需求多样化是创作和市场进步的最大动力

人物工作室：第一届平遥国际电影展取得的效果怎么样？对于你个人来说，平遥影展在国内和国际的影响之间，你有特别看重某一方面吗？

贾樟柯：平遥影展在国内外引起了极大的关注，超乎我们的预期。对于国内的观众来说，电影的多样化确实被人们注意到了。影展期间，我们的上座率高达93%，这些过去在影院里不太能看到的电影开始有了观众基础，这会慢慢改变观众消费电影单一的现状。

我们一直说中国电影要多样化，电影结构要优化，电影质量要提升，其实这要依赖的基础除了创作人员之外，更主要是观众。观众开始有这样的观影习惯，开始接触到好莱坞之外的更多样的电影，才能形成多样化的观影需求。

平遥电影节期间，我们估算有一半的观众是本土观众，有一半是外地来的，学电影的、电影爱好者等，所以从观众的结合度和影片的受欢迎度上，我觉得类似这样的活动多举办的话，可以为形成多样化的电影需求培养观众基础，这种观众基础是创作和市场进步的最大动力。

从国际来说，这次影展也是相当成功的。这次所有的外语片都有发行代表来，他们非常期待通过平遥影展看到中国观众对他们电影的真实反应。这是一个文化影响力的问题，中国观众怎么看、中国媒体怎么评价、中国影评人怎么评价，对他们来说变得越来越重要，这3个层面的声音也是平遥影展可以传达的。过去这3种声音可能别人也不是特别重视，但这次完全不一样，我们每天都有简报，每场放映之后都有问答，发行代表都在仔细听观众反馈。

人物工作室：办影展的贾樟柯和拍电影的贾樟柯，需要转换吗？

贾樟柯：我有一个很深刻的体会，办展跟个人创作肯定是不一样的，它是一个更具有公共性的活动，确实考虑的事情会比较多。但同样，电影的问题、文化的问题，某种程度上还是要靠市场来解决。平遥影展就是通过市场来解决一些难题，比如文化多样性的问题。去年我们成立了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也是希望在终端上通过产业的方法来拓宽艺术电影的放映渠道。平遥影展也是这样的一种延续，希望通过节展来改变电影领域亟需改变的一些问题。

《时间去哪儿了》不是命题作文

人物工作室：今年你担任了金砖五国首部合拍影片《时间去哪儿了》的监制，同时也是5国导演中的中国导演，接受这个任务的时候，是怎么考虑的？这个主题是你定的吗？

贾樟柯：《时间去哪儿了》上映前这一路路演，很多人说，“贾导，你们这个命题作文做得好。”我说，这不是命题作文，是同题作文。所谓命题作文，是人们一想到这种创作形式，就觉得是过去那种自上而下的命题。但《时间去哪儿了》恰恰不是。它有政府背景，是因为金砖国家峰会今年在中国举行，金砖国家电影节在中国举办，主办者就提议说五国导演一起合作拍电影，我觉得这个提议对我来说是充满新意的。但是这需要我们5个导演在一起寻找一个共同的主题，“时间去哪儿了”是我们经过头脑风暴，在诸多的选题中最有共鸣的一个，这是艺术家非常自主和独立的创作。

人物工作室：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主办方找你来做这个事？

贾樟柯：我觉得还是出于艺术方面的考虑。因为希望组合到5个国家都有国际影响力、同时又处在创作一线的导演。一方面基于我自己过去比较国际化的电影工作，容易组织起创作团队，因为可能我们跟印度、俄罗斯打交道比较多，跟巴西和南非就比较陌生，而恰好我对这些国家的电影还都有了解，算是有资源优势；另外一方面，我这几年差不多以两年一部的节奏在拍片，确实还处在创作的活跃期。

人物工作室：从拍《小武》《站台》《世界》，到今年拍《时间去哪儿了》，很多人都觉得这些年贾樟柯变了，离主流文化越来越近了。

贾樟柯：我觉得是中国的改变，对文化认识的改变。很多时候创作者个体的目标和整个国家大的目标是一致的，可能路径是有待讨论的。所谓寻求最大公约数，就是比如我20年的电影工作，包括公共发言，都一直在强调文化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重要性，20年过去了，十九大报告也提到“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说明我们个人跟国家的文化理想是一致的。再比如文化自信，我20年前就在谈，全球化带来的最大创伤就是让古老的国度丧失了自信。现在官方和民间形成了一些共识，这是一个好事情，在这个共识之下做一些自己能做的事情，我觉得跟自己的理想是顺应的，而不是违背的。

人物工作室：最近几年，您在国内外电影官方与民间交流中都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你怎么看这种变化？

贾樟柯：我觉得这是一种进步。中国的文化外交活动不止是体制内要做的事情，也是文化工作者应该做的。过去的电影工作者只是单纯地创作，这确实跟国家和产业的经济体量有关，很难想象10年前我们会有今天这样的财力来做这样的事情。平遥影展是一个全市场化运作的影展，今年吸引到的市场化合作的品牌就特别多。过去，中国没有这么活跃的经济，这是办不到的。

当你有了这样一个物质条件的时候，文化交流就不仅是官方的，也应该是民间的。比如就平遥影展来说，它是政府指导、企业主办。政府指导就是广电总局、山西省委宣传部、晋中市委市政府，从宏观的文化安全等导向上进行指导和把控，企业主办就是由平遥电影展国际有限公司来进行整个市场化运作。通过市场化运作，让这种节展不是一直都靠政府输血，一断奶就存活不了。

艺术家不应该扼制自己每个阶段最真实的情感

人物工作室：过去这些年，仍然存在很多对你创作的质疑。你怎么看这些评价？

贾樟柯：这种评价已经基本上伴随我的创作将近20年了。我的电影到目前为止都没有离开过当下中国，而且我的人物都跟社会政治经济没有切断过联系。我们整个社会目前还处在一个转型阶段，转型期的特点就是社会政治经济的改变会对每个个体有很大的影响，一个人无论生活在小县城还是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都会受到影响。我一直在专注地研究转型时期一个个体怎么受到社会的影响。当你面对一个个体的时候，他背后有丰富的社会信息，可能就有人觉得你是不是在贩卖这些社会信息。我觉得创作不应该被这些评论干扰，因为我们最终关心的是人本身，社会在塑造人，创作中也不应该把人真空化。这是一个导演对自己生活最全面的反映。

人物工作室：但在实际操作中，花很多心血拍完一部电影，最后不能上映，也不能参展，会不会想为什么还要坚持来做这件事？。

贾樟柯：从创作规律上来说，一个艺术家不应该扼制自己每个阶段最真实的情感，因为如果同样一部电影，也许10年后可以让我拍了，但可能那时候已经不是我当时最迫切想要表达的东西了。我自己这19年，一直是在每个时间段创作自己最性命悠关的东西，同样的东西过10年可能就不是我最想要表达的了。我觉得要及时把自己真实的声音表达出来。另一个，我觉得一个作品在那个时候产生了，可能在传播上受到了影响，这是非常遗憾的，但是它放在那，它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发挥它的文化价值。

回老家，走亲戚，见朋友，过生活

人物工作室：人到中年，在事业上、生活上，有不同于以往的感受吗？

贾樟柯：个人心态没有太大变化，前几天有人给我做心理测试，说我的心理年龄是27岁。但我自己觉得我到了一个重要的时间段，精力、体力、经验三者结合最好的时间段，可以做更多的事。所以这几年我做的事情比较多，一是40多岁我觉得精力充沛，二是干了20年电影，我觉得也相对有经验。可能20多岁的时候精力更好，但是没经验；可能再过十来年有丰富的经验，又没体力了。现在无论是拍电影做导演，还是做与电影相关的事业，确实都允许我多做一点事情。

另一方面，我觉得确实到了40多岁会有一种承前启后的感觉，比如做电影节展，从策展上我就说平遥影展要注重学术梳理，比如说我们今年做了梅尔维尔回顾展，明年可能会做别的导演。对前辈的电影作品和电影精神的梳理、继承，是我非常感兴趣的。因为我觉得文化是靠积累的，电影文化有个特点，就是人们求新，但是创新精神也都是从对传统的了解和掌握上来的。“启后”就是要多做一些帮助年轻导演的事，过去我自己也是年轻人，什么资源都没有，什么影响力都没有，也帮助不了别人，现在有些经验有些资源了，能做一些帮助年轻人的事就做一些。我觉得承前启后确实是这几年应该做的事。

人物工作室：搬回老家去生活，是很多人到了中午想做又做不成的事，一方面家乡可能确实不足以承载个人事业的发展了，另一方面也可能家乡已经成了回不去的梦乡了，很多东西都已经不是回忆中的样子了。你回家乡生活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吗？自己的生活和创作状态有什么改变吗？

贾樟柯：我回老家生活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有一天我发现我在北京有很多朋友，但是没亲戚，我所有亲戚都在老家。我就想我的生活是有问题的，就是在北京的朋友也都是工作后认识的，但是家庭生活是没有的，比如结婚、过寿这样的事我在北京从来不参加，家族生活就消失了，从小认识的朋友谈的一些话题也从来不会触及。最主要就是生活的节奏，只要我回老家，我就觉得一天特别漫长，只要我回北京，我就觉得一天特别短暂。

在老家，我一般上午八点多起床，主要是回信，中午吃过午饭睡午觉，两点多起来写剧本或者看书，一直到天黑，然后就约朋友见面，觉得一天好长，可以办好多事，可以很享受，某种程度上又回到过去中学时候的那种生活。

最主要的是，创作确实有点像长跑，写剧本不能说今天一时兴起写10场戏，接下来半个月又不写。回到老家生活是很规律的，我可能确实坐在电脑旁边四五个小时没写出一场戏，但它是个思维的过程，是个投入其中的过程。

我写剧本有个特别的习惯，就是不管我写了多少，提笔之前我会再看一遍，比如我已经写了3场，我会看完前3场再接着写第四场，到后面就会读的时间越来越长。比如我已经写了90场了，今天提笔之前我还是会把前90场都再看一遍，一直看到现在要往下发展。因为我觉得这确实是个语言叙事的有机体，你不能截面式地过来就往下写，需要带着阅读积累的东西。去年我写了3个剧本，我觉得效率特别高，有时候我确实是坐在桌前发呆，但这也确实是一个连续的情感过程。

人物工作室：两年一部作品，创作的频率算是挺高了，写剧本要花时间，拍摄和后期也要花时间，这么忙，创作的素材都怎么来？

贾樟柯：我们自己也在生活里面，虽然是电影工作，但写作过程中这些人物的出现、故事的出现，是建立在你对生活的理解基础上的，再加上想象和虚构，才能形成人物形象。最近几年，我都会先想好我想拍一组什么样的人，然后才开始写剧本。人物形象的形成就是一个想象的过程，你再有多少生活，没有想象都是不可能变成作品的。同时你对人情世故没有了解，光有想象，可能也没那么贴切，这是相辅相承的。

人物工作室：大部分作品都在家乡拍，是因为对家乡的眷顾吗？

贾樟柯：首先是我觉得中国现在每个地方都差不多，拍山西跟拍河南、河北都差不多，地貌、人的生活情况都相似。拍家乡对我来说有两个好处，一是我容易建立起我写作过程中所需要的空间，我去想象一个人物、一个城市的时候，我带有我自己最熟悉的家乡的空间结构，比如说这个地方究竟有多少人口，城边上有没有驻军，有没有大学，有没有铁路……这个美学上的地图不一定会变成作品中的内容，但它是作品中人物的行为半径，对人物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比如我的电影中经常出现“汾阳”，电影中那个地方叫“汾阳”，但其实很多镜头不是在汾阳拍的，它是结构起来的，每一次电影中的“汾阳”都是不一样的。比如汾阳没有黄河，但是《山河故人》我觉得应该在一条河流旁边，因为它是跟时间有关系的，应该是有流动感的。

另外还有一个语言的问题。我现在写作的时候，特别是写人物对白的时候，都不太用普通话思考，一般都用方言思考，因为我觉得方言传达感情的色彩更纯粹，普通话有它的局限性。方言都是古老的语言，在情感的表达上更细腻、更准确。比如广东方言里，男女表达我很“中意你”，普通话没有“中意”这个词，但“中意”这个词很准确，就是刚有好感，还有一种一厢情愿的意思在里面，它的信息很丰富。比如“我喜欢你”或者“我爱你”，“我爱你”可能太过了，还没到那个阶段，“我喜欢你”可能又没那么刻骨铭心，“中意你”确实就在情感定位上更准确。所以我自己拍山西也跟写作思维所使用的方言有关系。可能如果我是个河南人，就都拍河南去了。（人民日报中央厨房·人物工作室 刘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