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扶不扶”倒地老人屡次成为了公众话题，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伴随事件出现。原本最简单不过的助人行为，却因为“讹不讹”而要左右衡量，成为难题。不扶，于心不忍，扶了，唯恐被讹上身。是人心冷漠道德滑坡了还是坏人变老继续刁难好人？是媒体呈现的“真相”放大了矛盾还是公众审视的目光太过集中？扶还是不扶，为何成为社会难题？

“扶不扶”的问题不是简单的道德命题，其背后的实质是我们相关法律配套措施的不完善。助人为乐的人得不到保护，蓄意讹诈的人得不到惩罚，这更加助长了讹人者的气焰。大多数人看到老人摔倒第一反应都会想着去帮扶，绝不会袖手旁观，但是扶与不扶可能在每个人都会做一番心里斗争，不扶的原因归结到底还是害怕惹祸上身，不敢扶，扶不起。

“人跌倒不敢扶”，既是社会的尴尬，也是司法的尴尬。虽不能说“彭宇案”一定存有司法腐败，但从南京人“一朝遭蛇咬，十年怕井绳”的心境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法律调整对社会的导向作用之大。同时也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行政、司法的公正与否，主流社会所倡导的价值观与其自身行为一致性，将直接影响到社会风气的好坏。社会大环境影响人心小环境——社会大环境积极向上，人心就思善。社会大环境萎靡不振，人性就迷茫、迷乱。

如果在路上看到一位老人摔倒，你扶还是不扶？2014年春晚小品《扶不扶》给了人们答案。郝健在结尾说的一句话，“这人倒了咱不扶，这人心不就倒了吗？人心要是倒了，咱想扶都扶不起来了”。

如何化解“扶不扶”的矛盾与冲突，当看到老人摔倒，人们理应积极伸手援助。但是，这种善举却因可能“被讹”而让更多人选择旁观。如何破解“扶不扶”难题，让助人者不再纠结？笔者以为可从三个方面寻求解决之道。

一是建立健全公共社会保障机制。我们不能仅仅试图用道德戒律来解决道德问题，“扶不扶”背后的深层原因是什么？据报道，台湾岛内有一公交站，大家等公交、上公交都不排队，公交门一开，就蜂拥而上、异常混乱，尽管大众谴责、媒体呼吁，可是这种混乱场面依旧，舆论一边倒的批评台湾民众文明缺失。直到几年之后，这种混乱场面才消失，是公众文明意识提高了么？有媒体调查发现，这条线路的公交车增多了，3-5分钟就有一辆车过来，大家不用挤、不用抢就能上车，运气好还有位子。这个例子对“扶不扶”问题很有借鉴意义。老人的讹诈也许并非由于其道德的低下，可能是出于对医疗费用的担心，总之是为了转嫁“成本”。如果建立健全医疗卫生等社会保障机制，把这种公共成本降下来，“老人们”不再为“钱”担心，那么，讹人的事儿也就会慢慢消除，毕竟古语有云：人性本善。

二是建立健全法律法规约束机制。第一点是基于“老人们”的角度来考虑，消除他们讹人的诱因和动力。但是，任何事物都不是绝对的，不排除“坏人变老”的可能，或者心理疾病的因素。那么我们需要采取措施，保护助人者的利益。道德的约束不具备强制性，违约的成本可能仅仅是“对不起”“我错了”“我道歉”，起不到惩治的效果。这就需要依靠法制的力量来提升“讹人”的成本，从而约束他们的不良行为。因此，建议国家立法机关考虑制定出台相关法律法规，用法律武器打击“讹诈”行为，保护助人之人，捍卫道德精神。

三是引领普及社会主义道德观。自古以来，我国就是文明礼仪之邦，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说，“修身”排首位，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可见传统文化对个人道德修养的重视。在新时代，我们继承和发扬了道德教育的传统，尤其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指明了价值追求的方向。在此背景下，家庭、学校、媒体和社会机构等应当积极参与进来，构筑一条完整的德育链条，传播普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公民的道德素质，营造全社会崇尚道德、践行道德的良好氛围。相信在国家、社会、媒体、学校、家庭等各方共同努力下，法制昭彰、正义归位，“扶不扶”将不再是中国人每天的选择题。  （画饼成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