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建国著

作家出版社

闻名新四军的“中国夏伯阳”

王于畊文中记述了这样的片段：

那晚吹了熄灯号之后，我已朦胧入梦，忽然被几声大嗓门的斥骂惊醒，听到的是：“……为什么盯我们的梢？我犯了哪条军法？你们说！谁有种谁站出来！谁有理谁去报告项副军长！我不怕！……”原来是那位老红军在大发雷霆。我被吓得推醒了身侧的小纪，睡在我另一侧的杨瑞年也挤过来了，靠在我身上簌簌发抖。她轻声对我说：“他嚷嚷什么？我的手都被他气冰凉了！”我握住她的手，手真凉，还在颤抖。我拉她过来紧贴住我，小声说：“我们不听这个，我们睡觉。”

我用被子把我们两人的头都蒙了起来，心里却直嘀咕：这算个什么事呢！大教室内很快安静下来。老红军发脾气，没人敢搭腔，他想吵架没有对象，事情就罢了。可是在我身边睡着的杨瑞年却翻腾了一夜。

第二天早晨，我们刚要去出早操，我和小纪却被人唤住了，原来是他，那位老红军，他粗壮的身躯挡在我们面前，说：“我叫吴焜，刚从延安调来新四军。小同志，我马上就要出发到部队去了，有点事托你们。”我听着并端详着他，觉出他是认真和诚恳的。他取出一封信，信封下面还别着5元钱。他说：“代我交给那位女同志——对，就是杨瑞年。她待我是很好的，可是有人报告了项副军长，昨天项副军长把我叫去批评了一顿，说我刚到南方就腐化了，说本来叫我去做团长的，现在降为副团长。”当他把手中的信和钱递过来时，我看了看小纪，断然把它接了过来，又说：“一定交到，请放心。”他竟对我们敬了个礼，转身大步走了。

直到1939年11月，前线传来消息，闻名新四军的“中国夏伯阳”吴焜，在一次遭遇战中，被“一颗可诅咒的子弹”所击中。人们议论，吴焜牺牲的方式也和夏伯阳相似。吴焜牺牲后，新四军部队到处传唱何士德创作的《反“扫荡”》歌，吴焜的英雄事迹也随着歌声在官兵中传颂。时任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副团长、上个世纪50年代担任过国务院文化部副部长的徐平羽（白丁），写了题为《真的人，真的战士》的悼文。曾和吴焜在一个部队作战的新四军作家邱东平，以凝重的笔力写了题为《用战斗的顽强性……》一文，不久发表在大后方的《七月》杂志上。当时，杨瑞年已于头一年秋天调到新四军教导总队任文化教员，王于畊想，她一定会流着泪唱《反“扫荡”歌》，一定会在教导总队教唱这支歌吧。她真想把邱东平赠给她的刊有《用战斗的顽强性……》一文的那本杂志送给杨瑞年，但转念一想，还是不提旧事，不给她新的刺激为好，于是悄悄作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