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我总是一再对学生与下属强调，办案不能预设立场，必须力求客观，让证据说话。

我的鉴识生涯中，虽然也碰到一些遭受言语攻击的状况，但是比起其他鉴识人员，已经算是很幸运了。我有一些同行，曾经接到有人寄来一条切下来的猪脚，作为恐吓，我还不曾碰过这样的情况。有些犯人甚至还会感谢我，因为我在法庭上公正地发言。

我的原则是，在工作上，除了搜集对被告不利的证据外，一旦发现有利于被告的反证，同样要据实以告。如果遇到证据不明确、无法解释的状况时，就必须诚实地说“我不知道”，等待之后找到更多证据时，再下定论。

良好的信誉是做人的根本道理，“有多少证据说多少话”对从事鉴识科学的人员来说更是重要。如果没有良好的信誉，所做出来的鉴识结果势必缺乏可信度，难以赢得法官、陪审团与社会大众的信任。

我为州政府工作了30年，经历过五任州长，每一次只要新州长上任，多数的州政府高级官员一定会被撤换掉，改派自己的人马，但我总是被留任，这和我在工作上始终坚持客观的立场有关。

随着我的鉴识专业名声愈来愈响亮，除了在美国从事鉴识工作外，也有一些外国的警政单位找我协助处理案件。因此，我开始造访许多不同的地方。一直到今天，我仍然是很多国家警政单位的首席鉴识顾问，每当有棘手的案件发生时，都会征求提供咨询。而我每年也固定在新加坡、台湾地区、中国大陆等地及其他几个国家停留一个星期，为当地的警察提供教育训练。

在这些众多的跨国合作当中，有几件事情是令我印象特别深刻的。

1990年波斯尼亚爆发内战，战云密布，形势相当紧张，我应邀前往波国协助进行鉴识工作。

我搭着波国军用直升机到达当地，在飞行中，因为直升机是苏联20世纪70年代的旧机型，由于受限于可飞行高度，直升机只能低空飞行，一路上摇摇晃晃地向前。我坐在直升机里往下看，街道上房屋倒塌、空无一人，直升机的周围炮火四起，我意识到自己正面临着直升机随时都会被炮火打到的危险。

我跟直升机的驾驶说：“能否再飞高一点？”

驾驶说：“已经是最高了。”

他要我不要担心，因为这是一架“幸运”的直升机。

我有点不解，问他是什么意思。

他说，之前还有另外两架直升机，都在飞行中被火箭炮打下来，只有他这一架安然无事，所以是“幸运之机”。

好不容易到了军事基地，我看到好几台战斗机从上空盘旋而过，还有军人们忙着清理坦克车身上的残骸。

成功之道

（美）李昌钰著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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